“疆域化色彩”更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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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蔡东杰《政治是什么?》
⊙郑渝川
19世纪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时代。在当时,很多政治和社会形态还停留在古代状态的国家,因为被动卷入全球化体系,民族主义潮流勃兴。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杂居组成的国家,也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民族主义神话。到了20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观念促成了亚非拉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发展。
民族主义事实上是有关政权正当性的理论。而美国学者安德森更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尽管这番定论不无偏颇,但全球各地流传的民族主义,确实很难经得起科学考察和理论辨析。民族主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团结功能,稳定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秩序,也让人们获得相应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那么,民族主义会在21世纪消亡吗?这个问题也可表述为,民族国家会在21世纪终结吗?一些学者曾乐观地这样断论,似乎也能找到很多依据。例如,全球经济、贸易、文化、环境而今已更为紧密结合在一起,很多问题的解决超出一个甚至多个特定国家的能力,需要集全球之力。而媒体革命、网络全球化、移民潮也在加速解构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社会认同结构。
我国台湾地区知名作家、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蔡东杰认为,认定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将很快消亡,还为时过早。他在《政治是什么?》中分析说,近几十年来全球许多地区确实在加速交流与融合,但族群冲突及因此导致的内战也变得更频繁。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的结合,给地区甚至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另一项更为重要的理由是,在国际经济竞争因全球化现象而越发激烈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不管是狭义的种族动员或广义的族群主义)依旧是多国用以凝聚团结与向心力,迎接外界挑战的重要心理工具。蔡东杰还谈到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接受福利国家支持政策的对象,分别对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强烈依赖。
民族主义在这个时代受到的最突出挑战,是移民潮流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会在很多国家造成双向的民族主义对立。从19世纪到20世纪之初,来自亚洲、非洲等大洲的移民流落到欧洲、北美及拉美之后,会尽可能地融入当地社会。尽管如华人等群体会保留部分对故土和共同祖先的认同,包括汉字(繁体字)、民族传说、家谱等文化痕迹,但总体上会建立起对迁入地的国家忠诚,接受当地的社会制度、主流意识形态和宗教。近几十年来,移民融合问题在欧洲许多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巴尔干危机及近两年来的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分别造成大批难民迁入欧洲国家,这些移民的封闭性更强,通常会拒绝接受当地的文化、经济甚至法律制度,还会强化彼此之间的群体联系。特别是今年以来,叙利亚危机给欧洲国家带来的移民潮,已经频频在迁入国与当地居民引发激烈冲突。
与民族主义对应的政治概念是区域主义、全球化,在蔡东杰看来,区域主义的特征在于多面性(同时从事不同方向、利益导向的整合)、复杂性(无论是动力或阻碍,都有不同的复杂背景,例如东盟内部,东盟+中日韩三国之间,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及相应的历史关系背景)、流动性(对成员加入采取开放性政策)与非一致性。这很大程度影响了区域主义、区域化整合国家力量的能力。事实上,从国际安全、国际金融秩序的议题讨论及重要决定的决策权限来看,少数大国的影响力仍然超过区域组织。当然,大国在应对复杂移民问题及关联的双向民族主义对立问题上,尽管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很少能够找到足够的施展空间。
《政治是什么?》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致力于解析社会、制度、领袖、国家、民族、革命、民主、选举、政党、制衡等基本的政治概念,蔡教授分别从历史(概念的形成及演变)角度、现实角度(概念在现实政治领域的一般理解和应用)评析这些概念,分别结合不同政体、发展状态的国家(或社会)分析同一概念甚至同一类型的制度、政体在不同环境下,呈现的理解和应用差异。在介绍并评析上述政治概念时,蔡教授尽可能保持了中立客观的态度,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于基本政治概念及其发展演变情况的了解。中篇则引入了若干组对立的政治概念,如理想与现实、人民与政府、群体与个体、企业与国家等,客观公正的辨析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形成对立矛盾的焦点所在,分析人类文明史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不同时期,这些对立概念被应用到政治现实中产生的影响(积极作用或不良影响)。以对“理想与现实”这组对立概念的辨析为例,蔡教授首先介绍了政治场域的“现实”与“理想”不同倾向的来源,再分析了两个概念的合理性,强调两个概念其中某一个被过度应用产生的偏差,以及“摆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必要性。在笔者看来,《政治是什么?》中篇各章对于读者调整思想认识的谬误特别是极化思维,更为客观、公允和冷静的审视历史议题(例如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在《政治是什么?》的下篇中,蔡东杰提出了对现实世界政治运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政治的理解和参与的深切反思,并提出了信息革命、社群政治、全球化、虚拟国家、网络民主五股潮流下,政治、政治参与得以改善提升的期望。
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中曾谈及,互联网进化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并没有发生完全开放、虚拟网络与现实关系实现无缝对接的变化,更没有上演因国界、地理限制淡化而实现不同群体的广泛包容。相反,各类网络群体的“疆域化色彩”变得更为突出,这使得群体极化、群体对立现象更趋普遍性。在美国、欧洲国家,因为不同群体的极化和对立而导致的公共讨论困境,绝非孤立或个别存在,这甚至让很多人对网络民主和社群政治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产生了深切的怀疑。要走出现有的困惑,重建对基本问题的共识和底线立场,需要回溯基本政治概念的本义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