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互联网的“前世”？
|
——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杰 夫
什么？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就已有互联网了？别逗了。这两者至少差了一百多年呢。汤姆·斯坦迪奇用这样一个不免有些耸人听闻的比喻，除了“标题党”的设计，更多体现的还是电报网与互联网的共性——互联互通、即时联络。确实，作为某种意象参考，电报相当于当今互联网的前世、上半夜。回顾这“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连接”，当能以更为全面和辩证的视角来审视互联网。
从已有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两者的确在许多方面如出一辙。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中，汤姆·斯坦迪奇在开篇即写道：“在19世纪，人们没有电视机、飞机、电脑，也没有宇宙飞船；抗生素、信用卡、微波炉、激光唱片和移动电话也都尚未问世。然而，此时的人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互联网络。”无疑，他指的当然是电报网，这是一种在当时行之有效的长距离即时通讯技术。更重要的是，电报的缆线穿越洲际和大洋，前所未有地将欧美两大洲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一个世界范围的沟通网络由此建立”。从沟通彼此、信息交互的功能来看，这不正是一百多年后从阿帕网到互联网诞生的根本吗？
不仅如此，随着电报技术的成熟、网络的铺设以及更大范围的使用，由此滋生的问题、乱象亦层出不穷。例如，面对一样新生事物，总是有守旧势力——不管它来自政府国会，或是商界民众，总是对它犹豫不决、推三阻四或干脆嗤之以鼻。摩尔斯电码的创立者，美国人塞缪尔·摩尔斯就曾带着他雄心勃勃的“电报计划”多次奔走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游说各国政府以求支持，可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从他开始推销他的发明到正式拿到美国国会的3万美元资助，经历了漫长的4年多时间。在提交议会表决时，还差点被怀疑论者认定是“一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骗局”而遭到否决，投票数也不过89比83的微弱优势通过。
时间到了19世纪中期，建设全球电报网络从最初的一场看似不可实现、痴人说笑的梦幻发展到了激动人心、前沿尖端的伟大事业，一条长达2050英里、连接欧美两洲的海底电缆正式建成，并投入了使用。根据汤姆·斯坦迪奇提供的历史细节，通过电报，维多利亚女王和时任美国总统的布坎南用叙事诗般的语言相互致意、庆贺。布坎南总统如此写道：“一场最为辉煌的胜利，因其带给全人类的福祉，远胜任何征服者在战场上取得的伟绩。”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就在116年后的197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视察一座陆军基地时兴奋地按下键，发出其生平第一封电子邮件。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网络还根本还称不上互联网，只是一个用于应对前苏联阵营、军事科研的冷战产物的“大局域网”而已。
对比飞鸽传书、快马加鞭或烽火狼烟，电报的出现无疑让信息传播在速度和广度上来了一次突破性的革命。这就好比使用过即时通讯软件、电子邮件的用户，再难忍受电报、邮政书信的效率低下。同理，在当时，一旦体验过通讯的便利了，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可问题也接踵而至，随着电报业务量的飞速增长，信息拥堵的困扰便开始突显，那些大城市中的电报中转站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下。与此同时，一种被今天的我们所熟知、感同身受的现象也随之产生，那叫“信息超载”。每天都有大量信息传来传去，原本每年只有几次的大批发货，如今，全球主要市场信息每天都会发布，信息随时都有更新，这使得人们始终处在紧张之中，几乎没有时间清净。但是，“对于商人来说，电报就像是一剂毒品，而他们也很快就上了瘾”。电报很快成了商业交易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依赖度越来越高。其结果是，那些保持了多少年的商业习惯被改变了，而像股票、黄金、外贸交易规则体系被升级换代。比照今天，这一幕不过是场“预演”。看看时下的人们对移动互联的“科技瘾”吧，始终在线、“低头族”出现，电子商务便捷、快递物流力争解决“最后一公里”，更多行业开始融入“互联网+”的行动，敞开怀抱迎接信息化浪潮。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至今还是生活在电报为我们揭开序幕的世界里。”汤姆·斯坦迪奇这么判断。当然，这要看我们怎么去理解了。就一种信息通讯工具被发明，并纵观其后所经历的各种阶段以及相继出现的新现象、新议题（包括问题）而言，电报网络对于当时的意义或许远高于我们今天见证的各种文明。“来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穿越者来到20世纪末之后，毫无疑问，对互联网只会反应平淡……互联网——他们自己就有一个。”斯坦迪奇的话多少有点厚古薄今，但客观地看，在他所记述的一部内容翔实、趣味横生的电报网络“编年史”中，又有什么桥段是后面没再重演的呢？
除了对新生事物从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的热烈追捧，直至出现“信息超载”、“在线婚礼”、信息商务，黑客、骗局等相关的网络犯罪问题：这既是今天互联网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也是一个多的世纪前电报网所经历的。斯坦迪奇回顾这段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鉴今，通过了解电报的过去，帮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分析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机遇和陷阱。“电报的兴盛与衰落是一则有关科学发现、精巧技艺、私人恩怨和残酷竞争的传奇故事。同时也是一篇新技术之下的众生相：有些人深陷于乐观主义，也有些人发现了实施犯罪、寻找浪漫或轻松赚钱的新路子——很多现象其实是人的天性使然，却被怪罪到了新技术的头上。”显然，笔者以为，读汤姆·斯坦迪奇这位“技术中立主义”者这本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反复提醒人们，除了乐观、热情，还应以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去对待技术。
最后再说这位汤姆·斯坦迪奇。这位《经济学人》杂志科技版主编，同时还是专栏作家、媒体评论员，拥有牛津大学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位。他也为《连线》、《卫报》、《纽约时报》等撰写专栏。这本以一种“大历史”的写法来回溯信息科技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在许多年后，这一主题又在他的另一本著作出现，书中得出了社交媒体2000年前早已有之的结论。这本书叫《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