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协同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 ||
|
当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跻身国际六大世界级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既是全球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经验，也是国家确定的重大发展战略。金融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核心，推进金融政策、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数据和信息、金融人才的一体化发展是金融一体化的重要内容。长三角金融发展优势与挑战并存，借鉴全球经验，发挥政府搭台合力、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充分用好资本市场、实现金融功能错位发展是可行的方向。
□杨成长 蒋健蓉 阮晓琴 谢欣
“一体化”是长三角经济重要发展战略
1、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共识
2016年国家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要发挥长三角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导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长三角三省一市加强紧密合作，共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同志上任后与苏、浙、皖进行对接，提出“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五个着力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牵头组建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长三角一体化取得阶段性成果。6月1日，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审议并原则同意《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长三角地区合作近期工作要点》，标志着长三角一体化推进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2、长三角合作基础扎实，具备一体化发展条件
历史文化相通相融。长三角地域文化包含海派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和徽文化等，这些文化既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同时也具有崇文崇教、崇工崇商、兼容和谐、开放创新的共性。三省一市还同属吴语方言区域，有利于增加居民本地化意识，加速人才大量流动，加强经济相互协作，促进长三角的合作发展。
区位交通互联互通。长三角交通基础设施完备，已形成网络化和高速化的特征。长三角共有17个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里程均突破10000公里，跨江跨海大桥相继建成通车，极大地缩短了长三角各城市之间的交通时间。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3小时经济圈”空间范围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大部分地级市，可达性水平全面提升。
金融机构相互渗透。长三角金融机构在区内积极设立分支机构。杭州银行在上海、江苏和安徽共设立3家分行和33家支行；申万宏源证券在浙江、江苏、安徽共设立65家营业部，超过申万宏源在上海61家营业部的数量。此外，长三角企业并购频繁，有利于企业整合资源、增强实力。据Dealogic数据显示，2017年三省一市企业在长三角内并购1074起，规模合计994亿美元；在长三角外并购871起，规模合计1803亿美元。在2015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企业在长三角外并购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长三角企业“走出去”并购的规模已经超过在长三角内的并购规模。
产业布局互补协同。长三角三省一市产业结构互补，各地支柱产业协调发展。与珠三角、津京冀相比，长三角优势产业布局更偏向上中游电子信息、电气设备、装备制造等产业。长三角还聚焦“科技+”，积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北斗产业和光伏产业等新兴产业。
3、以金融协同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有可为
长三角金融协同有利于推动区域金融政策、金融要素市场、金融数据信息和金融人才等方面的一体化。
依托顶层设计，长三角金融协同助推金融政策的一体化发展。以长三角各地金融集聚区的共建与发展为基础，推动长三角金融发展规划一体化。通过长三角金融机构不断扩大网点布局和互设分支机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一体化。共同贯彻落实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地方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部署，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所需要的金融监管体制机制。
借助资源整合，金融协同可以促进长三角金融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促进交易对象在长三角内自由交易，有助于长三角金融要素市场一体化；统一制定金融工具使用的规范准则，实现长三角金融交易工具一体化；逐渐消除不同市场间交易价格的差异，消除长三角金融的套利空间。
发展数字经济，长三角金融协同可以助推金融数据和信息的一体化发展。通过信息流推动长三角金融数据和信息的标准化，推进金融数据资源的统筹运用；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下普惠金融的一体化，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通过大数据、智能风控来反欺诈和降低风险，提高金融平台的运营效率和安全可靠性。
加强交流合作，金融协同可以加强长三角金融人才一体化发展。出台统一的金融人才政策，消除长三角内因各地金融产业发展程度不同形成人才鸿沟；促进金融人才的沟通合作和经验交流，营造长三角良好的人才交流氛围；打造长三角金融人才集聚地，提高长三角对金融人才的吸附能力。
长三角金融发展优势与挑战并存
为响应“金融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长三角金融市场在出台金融行业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引进壮大各类金融机构等方面加速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长三角金融市场存在明显优势，但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三角金融市场也面临较大挑战。
1、金融政策层面的优势与挑战
长三角三省一市出台多类促进金融业发展政策。一是提升金融产业能级。三省一市积极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推动建立金融集聚区，完善长三角人才引进机制。如上海支持设立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等，放宽对境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创新金融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浙江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打造系列金融特色小镇。
二是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三省一市提高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拓宽中小企业和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产业倾斜。如浙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凤凰行动”计划》明确全省到2020年实现上市1000家企业的目标。江苏形成覆盖产业科技创新全过程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安徽设立各类省级基金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三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三省一市始终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坚决守住风险底线；加强金融对外开放，推进上海自贸区、浙江自贸区金融对外开放经验的复制推广；建立金融服务平台，如安徽支持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完善综合金融服务功能、建设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体系等。
然而，受三省一市行政区域限制，区域金融政策统筹合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一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发布的金融政策较少，尚未完全建立正式长效的官方金融合作机制，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周边地区的金融联系和辐射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长三角区域现有的金融机构管理体系和金融监管体制的行政分割较为明显，金融监管协同有待加强。
2、产业融合层面的优势与挑战
长三角金融市场规模较大、体系完善。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金融市场规模约为93万亿元，约占全国金融市场规模的24%，超过京津冀和珠三角金融市场的规模。长三角已经形成由货币、外汇、股票、债券、黄金、衍生品、保险等市场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长三角不仅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和各地股权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所等地方性金融要素市场，还建立了浙江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江苏开金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要素市场。
长三角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规模逐渐提高、直接融资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2017年，长三角社会融资规模为4.6万亿元，占全国社会融资规模的24%，同比增加12.57%。其中，直接融资规模6921亿元，占全国直接融资规模的52%。长三角金融市场支持产业直接融资的方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企业上市方面，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共有1177家上市公司，覆盖所有28个申万一级行业。在产业基金方面，长三角规模较大的产业基金包括上海国方母基金、浙江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江苏省徐州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安徽产业发展基金等，目标规模在100亿元至1000亿元之间。在私募股权投资方面，据私募通数据显示，2017年私募股权共投资10011个长三角项目，投资规模合计为757亿美元，长三角项目接受私募股权投资的数量和规模分别占全国的31%和30%。
但与京津冀和珠三角对比来看，长三角实体企业更为依赖传统融资方式。一方面，长三角存贷比仍在高位。在2017年，长三角存贷比为74%，高于京津冀的61%和珠三角的65%。在2013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存贷比一直维持在70%以上，京津冀和珠三角在同时期的存贷比约为60%左右。另一方面，长三角间接融资比例较高，在2013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总体间接融资比重高达80%，高于京津冀75%的间接融资占比。
3、资本市场层面的优势与挑战
长三角上市公司集聚，交易活跃。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共有1177家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为3587家，二者数量各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长三角上市公司通过IPO共融资7947亿元，再融资23257亿元。在2017年，长三角证券交易总额约280万亿元，分别是京津冀和珠三角证券交易总额的2.5倍和1.7倍。长三角证券交易市场的总体活跃度较高。2017年长三角证券交易总额是资本市场存量规模的10.56倍，显著高于京津冀的2.48倍。
长三角上市公司获得资本市场认可。根据申银万国股价系列指数编制方法，本报告编制了申万长三角上证指数和申万长三角深证指数。申万长三角指数基期选定为2004年12月31日，基点为1000点。从2004年末到2017年末，申万长三角上证指数和申万长三角深证指数均从1000点分别上涨至4045点和7830点。值得关注的是，自2010年后，申万长三角上证指数和申万长三角深证指数分别大幅跑赢上证指数和深证成指，说明长三角区内的上市公司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程度比较高。
长三角资本市场支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截至2017年末，上海整体和核心业务资产上市企业已经占竞争类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江苏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为50家；浙江省属企业下属控股上市公司达13家，省属企业资产证券化率达53.3%；安徽省国资委监管的国企拥有15家A股上市公司。
但是，长三角上市公司的规模和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首先，长三角上市公司资产证券化率低于其他地区。截至2017年末，长三角上市公司证券化率仅为82%，京津冀和珠三角上市公司证券化率分别为239%和123%。长三角上市公司证券化率较低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市值较大的上市公司。截至2017年末，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大型上市公司中，京津冀有31家，珠三角有20家，长三角仅有17家。二是长三角内部上市公司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截至2017年末，上海上市公司证券化率为203%，江苏和安徽上市公司证券化率不足50%。其次，长三角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2017年长三角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10.83%，小于珠三角上市公司整体12.49%的水平。通过杜邦分析具体来看，长三角上市公司整体总资产周转率高和销售净利率低，折射出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定价能力不强；长三角上市公司整体权益乘数为2.32，小于京津冀的2.62和珠三角的2.47，反映出长三角企业运用财务杠杆还有较大空间。
4、金融机构层面的优势与挑战
长三角金融中心地位突出。2017年长三角金融业增加值合计为1.7万亿元，占全国的26%，显著高于京津冀的17%和珠三角的11%。2017年长三角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为12.59%，高于京津冀7.34%的增速和珠三角11.82%的增速。
长三角是全国金融机构集聚区之一，金融机构体系较为完整。截至2018年5月31日，长三角共有498家商业银行、28家证券公司、18家信托公司、58家保险公司和41家基金公司，金融机构总数合计为643家。长三角金融机构的数量全国占比约为18%，与京津冀9%和珠三角5%的比例相比，长三角金融机构在数量方面占据较大优势。长三角金融机构总资产合计为8793亿元，占全国的比例约为18%。
新兴金融机构完善长三角金融市场功能，推动长三角金融市场全方位发展。根据2018年3月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长三角共有8家互联网金融企业上榜独角兽企业名单，8家企业估值合计为1158亿美元，长三角互联网金融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估值分别占全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38%和73%。
长三角是我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多年来长三角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截至2016年末，长三角共有外资银行业法人机构26家，分支机构323家，占全国的59%。外资机构资产合计15730亿元，占全国的55%。
但与国际金融城市相比，长三角金融竞争力仍然偏弱。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金融中心，在2018年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23）中排名全球第6，前5名的金融中心依次是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同时，长三角金融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有增长空间。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年交易额为50.51万亿元，上市公司总市值为39.63万亿元，年交易额与GDP的比值为61%，总市值与GDP的比重为48%，而伦敦、纽约、新加坡、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上述两个比值均超过100%。
全球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
目前全球公认的前五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和日本太平洋城市群，中国长三角城市群是全球第六大城市群。从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经验来看，全球前五大城市群围绕“政府搭台、产业整合、金融集聚”来发展。
1、经验启示一：政府支持、市场参与
政府是自上而下推动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保障，是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引导者。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从1921年纽约颁布第一部区域规划开始不断扩大城市群范围，强化纽约中心地位。在2002年，“纽约市战略规划”明确加强纽约与其他世界级区域之间的联系；《美国2050空间战略》重点规划包括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美国五大湖城市群等区域的发展。英国伦敦城市群基于1944年出台的《大伦敦规划》，从而奠定了伦敦都市圈的发展基础。最新的《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于2016年出台，确定了大伦敦未来20年的发展目标。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中以巴黎城市群为例，1934年“巴黎国土开发计划”提出跨行政区域的大巴黎地区规划；1960年提出划定4个近郊城市，建成“多中心巴黎”；2007年“大巴黎计划”着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日本太平洋城市群的发展建立在1958年第一次出台的《首都圈建设规划》基础上，此后该规划积极引导周边地区开发，提出建设“多中心、多圈层”区域结构及自立都市圈，形成分散型网络区域空间结构。
2、经验启示二：重视重点产业定位，协同上下游发展
高度关联。全球前五大世界级城市群产业发展以核心城市为中心、非中心城市围绕产业价值链向外辐射，形成产业空间分工体系，产业发展层次结构特征明显。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纽约处于产业层级结构的顶层，集中了众多全球性跨国公司的总部、各类专业管理机构和服务部门；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这四座中心城市处于产业层级结构中间层位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巴黎都市圈产业的发展主要围绕价值链圈呈现层级集聚发展模式，巴黎市区中心发展金融业、管理咨询、研发等高端产业；市区内、外环集中政府部门及教育、服装和印刷出版业等机构，工业则向郊区分散。日本太平洋城市群以东京为核心区，集聚管理、信息、金融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地区以工业制造为主。
3、经验启示三：集聚金融资源，加强不同城市金融职能合作
世界级城市群各自形成了紧密联系的金融地域系统，金融中心之间相互竞争、分工和支撑，逐步形成了1至2个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金融中心和多个聚焦金融子领域的专业性金融中心。以美国东北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城市群内形成以纽约为中心的金融圈层体系，即围绕纽约，既有美国金融文化底蕴深厚的费城，也有以专业性而闻名波士顿，还有充当决策和信息中心的华盛顿。又如英国伦敦城市群，英国是金融大国，在城市群内部，金融资源分布犹如一个扇面，即大伦敦地区是扇心，沿着扇轴方向分别有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等金融节点，相互之间通过金融流的联系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扇形结构。世界级城市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较为完善，形成了全球性（全国性）的交易所、区域性交易所、场外交易等，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及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多种融资方式的资本支持。
金融协同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1、重点打造长三角三大平台，发挥政府搭台合力
以“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为主要指导思想，优化长三角金融协调机制，统筹长三角金融发展总体规划。制定长三角金融协同发展总体规划纲要、实施路径和方案执行时间表；协调长三角各项金融政策措施之间的配合关系，监督区域金融发展规划的执行；统一指导并推出长三角金融政策工具。
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打造长三角直投基金、财富管理和金融国际化三大平台。打造直投基金大平台，聚焦投资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协同相适应的资源发展新型项目。在破刚兑、降杠杆、分散风险的政策背景下，我国非标产品转标需求巨大。长三角要把握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趋势，打造财富管理大平台加强资产配置，推动居民将储蓄转为投资。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要加快打造金融国际化大平台，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促进跨境交易、跨境并购、跨境产品等发展。
完善长三角信息合作发展政策，从地方政府、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三个层面共同建立长三角规范高效的金融协同信息共享机制。三省一市地方政府共同搭建政府组织协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数据共享，建立“信用长三角”合作机制。金融监管机构搭建长三角金融机构数据统计框架，形成区域金融机构监督和测评体系，实现风险互防互控。金融机构之间促进沟通与合作，共同研发金融产品，合作拓展金融业务等。
2、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提高长三角直接融资比重
大力发展长三角多层次金融市场，利用多样化金融工具提升长三角资产证券化率。建立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金融要素市场，发展和优化适应长三角发展的金融产品，培育和吸引金融市场多类参与主体。支持企业利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通过定向增发、发行公司债券、发行可转债、发行ABS、融资租赁、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资产证券化率，推动长三角区域的资本市场建设与发展。
重点支持长三角平台式产业母基金发展，打造若干以长三角龙头上市公司为核心、产业超千亿元规模的优势新兴产业链。打破行政边界限制发展平台式产业母基金，围绕优势产业集聚、产业转型升级、资本市场发展、国资改革等目标，平台式产业母基金以行业龙头企业为核心，带动上下游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断完善产业布局，形成良性互动。
优化长三角地区产业链金融生态，围绕重点产业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开展产业整合，增加资本创造能力。积极引导“PE+上市公司+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产融发展新模式，推动上市公司进行产业整合；鼓励有产业链影响力的龙头上市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构建区域间良好的产业生态；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小贷公司等多元化金融业态。
3、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推产业价值链提升
多渠道推进长三角多层次立体化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覆盖长三角企业全生命周期。长三角通过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无缝衔接的市场体系，服务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建立多个长三角企业上市挂牌资源后备库，多渠道推进长三角培育梯度有序的优质上市和挂牌企业资源，重点发展高端制造、电子信息、船舶重工、生物医药、消费升级等长三角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中的企业。
利用资本市场推动长三角产业资源整合，优化长三角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上下游生态。鼓励长三角企业着眼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国内产业并购，以长三角高端制造、电子信息、船舶重工、生物医药、消费升级等重点产业为基础，加强企业并购上下游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企业“走出去”，支持上市公司，或由行业并购基金牵头，开展对长三角传统产业升级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境外并购项目。鼓励龙头公司发展供应链金融，建立长三角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
利用资本市场支持新一轮国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提升国有企业内在价值。在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基础上，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新一阶段的国资改革中，要坚持以提升内在价值为核心的市值管理理念，依托上市公司平台整合优质资产，盘活存量股份，抓好亏损上市公司专项治理，不断提升价值创造力。
4、长三角区域金融功能错位发展，培育竞争力
强化长三角各地金融等级与城市等级的一致性，以“一核四圈”对三省一市分别进行金融功能定位，综合提升长三角金融竞争力。打造适应各城市产业发展的金融生态圈，形成区域内金融分工和互补。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未来上海自贸区“自由港”的建设，将上海打造成为我国金融资源集聚中心、金融深化改革高地和金融对外开放窗口。借助互联网基因和私募基金的发展基础，浙江可定位为私募基金中心和互联网金融中心。在重点打造南京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下，江苏重点发展新金融和保险创新等金融领域。安徽结合“十三五”时期目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
支持长三角金融机构扩充资本规模做大做强，吸引多类金融机构集聚长三角，从而带动长三角金融人才集聚。鼓励和支持长三角金融机构扩大资本规模，提高长三角金融机构的实力。依托金融机构发展带动长三角金融人才集聚，完善长三角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配套服务，让金融人才集聚长三角、留在长三角、服务长三角。
(作者工作单位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