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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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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来经济学
人口观的演变——人口与经济漫谈之一

2018-09-05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康 珂
  □康 珂

两百多年来经济学

人口观的演变

——人口与经济漫谈之一

马尔萨斯之前的主要经济学派对人口增长基本都持乐观态度,这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的。英国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造成人口“相对过剩”,资源与环境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口问题。

1798年,一位32岁的英国牧师匿名出版了一本关于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的书,引起巨大反响。经过扩充与修订,第二版于1803年署名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成为人口研究领域经典。此书即为《人口原理》,这位牧师就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深远影响持续至今。因此,梳理与反思人口经济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追溯马尔萨斯之前经济学的人口观,有助于更系统地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及此后各类人口经济学说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医疗卫生条件有限,以及周期性的饥馑、疫病和战乱,高死亡率是困扰各民族的普遍问题。因此人们较为崇尚高生育率,这是我们的先祖抵抗高死亡率,争取种族存续的本能表现。尽管古人为生存与繁衍不断努力,但生命依然十分脆弱。据马尔萨斯考证,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6世纪不到19岁,17世纪为23岁,直到18世纪才达到32岁。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是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这一时期世界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古典经济学产生之前的两种主要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以及古典学派的先驱们对人口增长基本都表示支持和赞赏。

重商主义盛行于17至18世纪,这一思想认为财富产生于流通领域,以金银为代表的货币即为财富,国家要想富裕,就要不惜以各种形式获得金银。重商主义认为人口众多且勤奋工作是财富增长的重要保障,其代表人物托马斯·曼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提出:“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人口众多一是可以生产更多商品,以便通过对外贸易换回更多金银;二是可为国家提供更多税收,使君主获得大量货币;三是保障国家拥有充足的兵源,以建立强大的军队,通过对外战争和开拓殖民地掠夺金银。

重农主义产生于18世纪重商主义结束时期的法国。重农主义否定了重商主义对财富的认识,强调生产而非交换才是财富的源泉,但片面地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创造财富。重农主义者也十分重视人口的积极作用,其代表人物弗朗索瓦·魁奈就在《人口论》中强调:“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他从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分析人口与财富的关系。一方面,劳动创造财富,人口多则劳动力多,从事农业生产创造的财富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农产品是为满足人们需要而生产的,人口多则消费需求多,就会刺激生产创造更多财富。因此,魁奈认为:“在增加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方面,人们本身就成为自己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魁奈还看到,农产品产量增加会促进人口繁殖,即财富增长导致人口增长,但人口不能无限增长,一旦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贫穷就会降临。

尽管对财富的认识不同,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从创造财富的视角,肯定了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马尔萨斯之前的主要古典经济学者继承了这一思想。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威廉·配第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在《赋税论》中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的观点,指出一个国家“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配第不仅区分了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敏锐地认识到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在《政治算术》中提出:“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在配第看来,为增加财富,既要增加生产人口,也要提高人口质量。亚当·斯密继承了威廉·配第的传统,在《国富论》中对比了英国和北美的经济发展,认为北美财富增速快得多,主要原因是人口迅速增长。“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 关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斯密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的需求支配着人口的生产。贫困家庭虽然生育率高,但子女不易养活。经济发展增加劳动需求、提高劳动报酬,劳动者的供养能力随之提升,就会生养更多子女,进而促使人口增长。如果劳动供给超过需求,劳动报酬就会下降,则抑制人口增长。

总体而论,马尔萨斯之前的主要经济学派对人口增长基本都持乐观态度,这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其一,传统社会的高死亡率迫使人们不得不以高出生率应对,鼓励人口增长的观念深入人心。其二,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水平低,劳动力数量是财富创造和国家实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三,欧洲工商业发展及殖民扩张使资本快速增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增长。其四,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影响有限,资源与环境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

18世纪60年代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医学进步导致死亡率大幅下降,机器代替手工劳动造成人口“相对过剩”,资源与环境问题开始显现。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口问题。

(作者系经济学者,供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