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融阻碍贫困人口发挥自身价值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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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穆罕默德·尤努斯《普惠金融改变世界》
⊙刘英团
作为普惠金融创始人，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也译格莱珉银行）创办者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教授为消灭贫困、消除失业和应对环境恶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作为“穷人银行家”，他颠覆了“穷人缺乏信用”、“无恒产者无恒言”、“贷大不贷小”等传统银行经营观念，建立了适合于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的“草根”信贷理念，改变了全球数以亿计穷苦人的命运。在我国，大量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的应运而生以及借助互联网技术崛起的互联网金融、P2P等金融实践探索，都直接或间接可追溯到尤努斯教授创立的理念。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普惠金融就是针对传统金融“嫌贫爱富”的倾向，为弱势群体提供特定金融需求服务的体系构架。截至2017年，有137万个村民小组超过900多万人向尤努斯教授创办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借过钱，有效覆盖了孟加拉93.16%的村庄，这其中包括7.76万名乞丐。“金融服务是经济生活的氧气。即使是全球最富裕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缺乏普惠性，这正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尤努斯教授所言，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不但实现了公益性和商业性的结合，还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正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无法为贫困户提供有效信贷服务的问题，较好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迄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效仿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建立支持“三农”发展的信贷体系，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贫困者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摆脱贫困的手段。格莱珉银行在帮助数以百万计穷人脱离贫困的过程中，深刻揭露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缺陷：拒绝为最需要贷款的人（贫困群体）提供贷款服务。尤努斯教授认为，“全世界范围内穷人所遭遇的不幸反映出一个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问题——持续的财富集中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的加剧”，而“一个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社会必然沦为一个政治权力由少数人操纵并为其私利服务的社会”。尤努斯的应对之道有二：一是“重新设计我们的经济框架”，充分释放利他主义的创造性与作用；二是终止收入上的不平等，创造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以缩小贫富差距和最终消除贫困。
尤努斯坚信，金融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由此，每个人才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然而，“现有的金融机构是财富集中化发生和聚集的渠道，它们将继续使财富集中化问题在未来变得更糟。”在尤努斯看来，“极端财富集中化并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不可改变的命运”，如果我们真的想缓解财富集中的趋势，首先要改革金融体系，重新设计现有的银行体系，使其不再作为财富集中的便利手段；然后建立一套新的金融机构，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而在格莱珉银行为穷人提供银行业务的同时，尤努斯教授又发现了穷人的许多问题，他也一直在尝试逐一解决——“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企业来解决每个问题”——“提供人们需要、想要和将要、急要的商品和服务。”尤努斯教授是个实干家，每遇问题，他便创造一个“解决人类问题的非分红公司”来设法解决。在过去十多年，他创建了许多企业和企业式的独立项目，包括住房、卫生设施、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可再生能源、营养改善、清洁饮用水和护理教育等。他把这种新型企业称之为“社会企业”（social business）。除了收回初期投资，尤努斯不允许提供资金投入的投资者获得其他盈利，所获得的利润也全都留在企业，以使更多的穷人受益。
按尤努斯教授的解释，“社会化企业就是用创造力，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人的问题。”为此，他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提出了“消灭贫困，消灭失业，零碳排放的‘三零世界’”愿景，他希望通过重塑金融体系，为世界带来零贫困、零失业、零碳排放的“三零世界”。长期以来，世界大部分人始终容忍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就好像这些完全是脱离了人类控制的自然灾害一样，某些学者则将其美其名曰“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尤努斯不认同这样的论断：“贫穷不是由穷人本身造成的，它是由一种经济体制造就的，在这种体制中，所有资源都趋向于向上流动，进而让大量的资产都集中于顶部那1%的人手中……”，这“是我们经济体系的弊病……由于经济体系是人为设计的，如果人们选择用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更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新体系来替代旧体系，那么这些弊病就有可能被治愈。”
消除贫困，归根结底是消除贫困人口发挥其自身价值所面临的重重障碍。这些年来，从孟加拉国走向世界，尤努斯教授缔造的“社会企业”不但改变着贫困的“第三世界”，也在帮助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如法国就通过创设“社会企业群英会”“企业扶贫群英会”分别致力于解决法国贫困人口面临的各类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领跑的新型经济体系第一次给予人类创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的机会。在尤努斯教授眼中，“那些所谓的穷人，有着与身处任何地方、拥有任何身份地位的人同样的无尽的创新和创造潜力……如果我们将享有的机会提供给他们，他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创造性地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设计社会企业，可以让这件事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所以，就业是“格莱珉模式”关注的重点，因为 “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影响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收入”，还几乎等于“把一个完全有能力的人扔到垃圾堆”上，尤努斯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一种特别残酷的惩罚方式”，这也是经济不平等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
贫困最具潜伏性和破坏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多个维度同时扼杀人类的幸福和健康，而不同维度上的破坏还会相互放大。“新的一代人已经接受了教育，许多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们当中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找不到工作。”更糟的是，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普及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许多领域（行业）可在不减产的情况下裁员，加之人的寿命的延长，人们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来养活自己，多重因素使得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对此，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提出了“Nobin（新企业家）计划”，他认为这是最有效的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具体措施是，帮助、引导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课堂学习的家庭克服对教育的恐惧，并且接受教育；通过新的教育贷款计划，鼓励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鼓励创业，通过“Nobin计划”将年轻人的思想从传统的找工作转移到通过创业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上去。为了使“Nobin计划”成为现实，尤努斯从格莱珉银行提供新企业贷款的新项目来支持年轻人创业。今天，像格莱珉银行一样，“Nobin计划”也已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
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生态环境于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优美、清洁的生态环境既决定着人的生活质量，也决定着人的健康水平。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以孟加拉国、乌干达、海地为例来论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追逐的经济增长”是“不洁的、不可持续的增长”。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或破坏，最终受害的还是人类自身，并使经济社会失去发展的可持续性。很多跨国企业之所以选择在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布局”，一是因为人工成本低廉，二是因为“便利”。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太渴望工作和收入，就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忽略和忽视环境问题，结果他们是获得了一些工作，却多数都是一些肮脏的、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危害要在几年或者若干年后才表现出来。所以，必须对人类所依赖的环境采取讲道德、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以最环保的方式运营和管理。而且，“实现零贫困和零失业的同时追求零净碳排放是完全可能的”、并不矛盾。因为，无论如何，这三者之间应该是互相补充和支持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青年人手中拥有的科技力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代人。尤努斯教授期望青年人能发挥力量“破旧立新”，创造一个没有失业、不再拜金的新社会体系。据此，在《普惠金融改变世界》中，尤努斯教授通过翔实的案例论证了现代科技对创造个人财富及应对贫困、失业和环境恶化的贡献和价值。一方面，科学技术打开了创新之门，通过信息技术深入研究穷人的生活状态及社会现实，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开发一些全新的改善或者消除贫困的产品（或项目）。另一方面，格莱珉银行商业模式与新经济体系为无数发展中国家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淡化金融商业利益的考量，扩大普惠金融的社会公益感召力；比如弱化普惠金融的传统解决方案，积极创新普惠金融的服务方式；比如纠正传统对于弱势群体的偏见，充分挖掘人的创造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潜力。
尤努斯教授的普惠金融理念，获得了举世认同。只是，由于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历史以及文化传统差异，他在孟加拉国的实践或“一家之言”揭示的更多的是一种可行性，而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复制的模式，各国还需依据各自的国情探索各种可能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