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内力”推动经济价值链位置上移

新一轮改革开放通过激励兼容机制的革故鼎新，正在持续攻坚。通过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打破刚性兑付、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对资源、资金、劳动力的定价有效性，以微观价格激励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以政策红利驱动要素资源向“补短板”领域流动。

□程 实

一季度至今，由于全球经济增速预期遭到普遍下调，叠加英国退欧等地缘政治风险的再度发酵，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延续。全球乱局之下，更宜保持定力、苦修内功，通过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夯实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随着供给侧改革步入新阶段，通过增强民企活力，加快优质新供给扩张，从而平滑、务实地衔接长期改革规划和短期增长需求，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力将渐次显现。

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核心秘钥在于构建激励兼容机制，针对性地突破核心瓶颈，打通符合国情的发展主线。回首当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和人口红利相对充足，而资本供给则严重短缺，成为制约增长的核心瓶颈。为打破瓶颈，改革开放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微观激励与国家意志同向而行，同步激活了企业家精神和地方发展动力，驱动存量资本与资源要素、劳动力要素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对内开启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加速资本形成，对外积极吸引外资，引导国际资本流入，获得了充沛的资本增量。伴随资本供给的持续扩大，我国既有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高效释放，最终实现了要素驱动型的长期高速增长。得益于此，4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5%，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展望新一轮改革开放，上述秘钥不仅依然有效，更将立足于新的国情，顺势升级经济的发展主线。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已并非资源投入总量，而在于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发展的动力之源，不在于扩大要素投入，而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根本原因。沿着这条主线，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依赖于要素配置效率和科技进步效率的同步改善。针对这两大要点，新一轮改革开放通过激励兼容机制的革故鼎新，正在持续攻坚。要素配置方面，通过建立绿色税收体系、打破刚性兑付、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对资源、资金、劳动力的定价有效性，以微观价格激励要素资源的高效配置。并且，打通区域、城乡、国内外的要素双向流通渠道，以政策红利驱动要素资源向“补短板”领域流动。科技进步方面，下放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将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人员，激励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同时，加快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对科技应用的导向作用，进而支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得益于主线升级和相伴的发展理念调整，中国经济有望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充沛潜力。

以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主线，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向纵深全面拓展。多重信号显示，未来有两方面的拓展有望蹄疾步稳推进。

第一，改革突破藩篱。历经40年探索，改革前路上留存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虽然当前全球增长中枢下行，不确定性大增，但是我国新一轮改革仍将保持政策定力，致力打破部门利益的固化，从增量调整转向结构调整，以解决结构失衡、两极分化、民生福利等复杂问题。同时，有序减少对传统红利的依赖，创造新的改革红利，着重发挥新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作用，进而激活完备产业链条的创造性生产力，满足近14亿人口大市场的多样化新需求。

第二，开放登阶而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和2015年人民币加入SDR，分别标志着我国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领域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而新一轮开放的高水平将体现于三个层面：一是以更高标准兑现承诺，稳定国际社会预期和资本流入；二是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支点，实现从商品输出转向信用输出；三是以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为契机，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引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提供稀缺的公共品。

回首过往，统筹兼顾“改革”、“发展”与“稳定”，是改革开放行稳致远的基础。聚焦当下，随着中国经济内外承压，“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的平衡协同愈显重要。现在看来，精准衔接长期改革规划与短期现实需求，重点在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2.0”阶段。即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产能结构调整，转向以市场激励为主导的优质供给扩张，从而加速经济的短期企稳和长期反弹。据此而论，以下领域将是2019年至2020年改革的关键发力点。

对内，加快激活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在4月增值税减税落地之后，未来企业所得税的减税还将逐步到来，结构性地更加利好高效率企业的投资增长，进而扩大优质新供给，为居民消费的持续升级提供物质支持。得益于此，中国经济亦将持续从依赖外需转向内生增长模式。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将进一步放宽，增强基础领域的公平竞争，从而降低基础要素价格，提升产业链下游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民企股权融资渠道将提速扩宽，科创板和民企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预计将形成合力，这在匹配新经济企业融资特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也有助于普遍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对外，充分发挥开放对改革的支持作用。一方面，以进博会、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增量平台为依托，进一步扩大优质进口，稳步有序扩大汽车市场和服务业开放，推广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应用，增强“鲇鱼效应”，加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上移。另一方面，面对全球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涨潮的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增强多边协商机制，为改革攻坚赢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