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利益相关者”模式修复不平衡——读《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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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世界最大的挑战，绝不仅仅在公共卫生方面。由于疫情重创了原有的贸易、人员往来方式以及资金、技术流动的模式，抑制了社会和经济的增长活力，让过去长期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包括社会不平等、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债务水平的不可持续、技术革新带来的“机器换人”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利益相关者”理念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在他的新书《利益相关者》中指出，由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逃避税收和监管、环境危害的外部化等自利动机驱动的全球经济体制已经无法持续。全球经济体系应该从过去盛行的“股东资本主义”体制、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经济发展体制，转向“利益相关者”体制。
修复严重的不平衡发展状况
二战结束以后，欧洲、美洲、亚洲在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因此累积了相当突出的体制弊病，比如不断累积的债务、GDP崇拜导致的无效投资、生产力增速下降等，并造成了社会分化的加剧，欧美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引发民众健康危机。
在欧美，代表着中产阶级的中间派政治势力崩溃，民粹主义、身份政治以及其他分裂性、极端性意识形态的抬头。这其实意味着欧美中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的阶层下滑，过去曾成为欧美政治和社会“压舱石”的中间派政治主张从而逐渐“空心化”。这也是近年来，欧美诸国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根本来源。
本次疫情暴发后，在欧美社会出现了一些民众对疫情防控强烈不满的现象。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民众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日益艰难，而他们的处境恰恰与当前的经济发展体制、全球化贸易和金融框架运行的方式、利益分配机制相关。所以，相当数量的民众倾向于不相信、不支持任何建制派的政客及其政治主张，并带着怨愤去支持那些其实看上去就相当荒诞的政治主张和团体。
作者认为，当代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成果、更高的生活品质、更理想的公共卫生条件，让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获益。而今普通市民获得的各类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从质量上来讲都胜于100年前的顶级富豪。然而，人们不仅关注绝对意义上的生活待遇，还更关注公平，“只有在确保人人都能从中受益且国家韧性和主权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全球化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地体现。因此，要构建更好的发展体制，就必须以社会契约的形成为基础，让国家、企业组织、社会组织更多地照顾到每个公民的利益；就必须在引导经济发展、关注民生和开放贸易与投资之间取得平衡；就必须让技术创新与社会基本相契合，由此来修复现今严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
“利益相关者”模式的三大原则
作者在书中强调的利益相关者体制、模式的同时，并不反对企业主体开展创新和自由竞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激发绝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但是，与现今的发展体制、模式不同的是，利益相关者模式要求与经济体存在利害关系的人，都能影响决策；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优化的指标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利益；除了追求短期效益，还要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财富，以及整个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
事实上，这本书所指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此前已经被瑞典、丹麦、芬兰、荷兰等欧洲国家所采纳，并通过建立企业、员工和政府三方集体谈判制度，降低了这些国家在产业重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而且这些国家的社保体系也要比欧洲其他国家更稳健。
按照作者的界定，利益相关者模式有三个重要原则。
一是“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要求企业要真正重视员工的参与，不应在企业管理决策中让员工缺位。作者指出，要实现这一点，不能仅仅依赖于过去的模式。现今的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远程办公、以“任务”发包雇佣的员工数量达到了历史高峰。因此，“只要是为企业工作的人，在企业的运营方式、企业员工的待遇、企业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都必须拥有发言权”。
二是不只关注GDP和利润。这其实意味着对股东资本主义和过度关注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反思，提倡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拓宽视野，不再仅仅盯着损益表。作者在书中列举了2020年《达沃斯宣言》中的企业目标，包括：企业应当服务于股东、客户、员工、供应商、当地社区、整个社会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接受公平竞争，对腐败零容忍，保持其运营的数字生态系统的可靠、可信；给予员工以尊严和尊重，为员工提供技能提升与技能重塑培训，而不是定期裁掉现有员工再招收新员工等。
三是要有制衡机制与强有力的监管。不可回避的一点是，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亚洲，许多企业尤其是超大型企业对于上述价值倡导，并没有尽数接纳。一些知名企业尽力避税，而不是诚实履行税务责任；不少互联网领域的公司过度采集用户信息，然后用以“操控”客户、“大数据杀熟”，甚至兜售给第三方牟利；还有一些企业以高额加班费诱导员工“自愿”加班，等到员工身体被拖垮，则无情开除等。
作者认为，要修复现有的全球化体系、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要切实让国内公共机构有效、公正履行职能，并积极推动相应的国际合作，增强对于跨国公司逃税等问题的国际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