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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两税并轨。让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发展，这声音有点大国意思了。同样的旗帜下，特殊优惠也不能再让外资独享。这个道理拿到哪都说得过去。
二曰靠特殊政策建立的国内各类特殊经济区应予撤销。特区没人敢说三道四，但是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就微词不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怎么整顿也不见效，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不力（滥占农田、投资、信贷规模压不下来）的主要起火点———只要“开发”，就要占用土地；占了土地就要投资，就要贷款；于是只要存在开发区，宏观调控就永无宁日，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这两件事单独看，无论如何都是有道理的。仔细想来，既是国家的宏观决策，当然有国家的角度。地方上站位不够高，信息不对称，加之国内发展不平衡，对国家大政方针总有一个理解过程。但似乎与“寻租”的题目风马牛不相及，是否文不对题？且慢，听在下细细道来。笔者的意思是，既是宏观调整政策，总希望能立竿见影，收到实效才好，但要想收到长治久安的实效，非得治本才行，起码要标、本兼治。“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反过来讲少算和无算肯定要误事。
上述两事有某种同一性，都与“寻租”相关。
中国最初实行对外开放的手段，是“政府设租，外企寻租”。设租就是政策优惠（不单单是税收），寻租就是给外资好处，因而“被寻租”是吸引外资的代价，这一点任何人难以否认。但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特殊性，外资前来寻租也要有一个观望和试探期。中国大规模利用外资严格说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1992年以后才真正打开局面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寻租本身，而在于这种设租、寻租的历史惯性：当全国都看到引进外资的发展实惠时，特殊经济区就成为示范。国家设租和进一步地方设租（五花八门的土政策优惠）成为聚集发展资源的竞争点。就各地区而言，外资如果不是唯一发展资源的话，也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否则不会如此卖力。如此一来，外资引进的卖方市场更加剧了其稀缺性。若两税并轨加之一个过渡期，新引进外资实行新政策，会不会使引进外资驻足观望，就要想明白。如果国家痛下决心，坚决挺住还好。若各地区另辟蹊径，自行设租就麻烦了。
说地方设租并非没有依据。历史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的外资政策不是没调整过。比如1997年对外资企业进口设备关税的征收，初衷是希望外资占领了中国市场的同时，多付点门槛费。但这个回合一年之后，附加了一些条件，不得不又退了回去，即博弈的结果是中方没赢。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奇货可居的外资，其奶酪是不能动的，应对中国政策变动，要么减少投资，要么用别的办法找齐；另一方面，新的寻租方式的直接后果，是把引进外资的土地市场搞乱了。1997年当时给外资的土地价格已经提起来了，土地开发可以市场化运作了，形势相当不错。但政策变动后各地为了竞争，只有忍痛压低地价。从此土地的一级市场出让价几乎回到开放最初时的水平，并且没有看到再度提起来的趋势。于是稀缺的土地资源价格却不升反降。由于各地对此讳莫如深，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佐证，但至今没听说过有哪一个外资引进项目因土地价格的谈崩而搁浅。笔者的担心是，宏观政策若管不住，政策变动之后，为引进外资的重新设租很可能在内、外两方面的愿打愿挨中，更加失去规范。
中央和地方（省级）两级管理的立法权和财政分配权，使上述问题更复杂化。笨脑子想一想，若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发展而计，要设立开发区之类，似乎可以成立；财政上缴了国家的，对自己留的部分用于设租，形式是出台一些鼓励政策，也不能说不名正言顺。这点在各地争夺新一轮外资引进的服务外包业务时，大胆设租已初见端倪，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的发展冲动之矛盾，能否很好解决不可不察。
一刀切和法外特殊并存似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式。比如此次两税并轨，据闻又要搞类似“五加一”的例外。对此，笔者的愚见是，最好不要有例外。外资税收政策若要有例外，特殊的不可再是沿海，而应该是中西部地区。这个建议并不有悖基本国策，政策倾斜方可出现引进外资的梯度转移。否则，不难预料的是，外资可能会跑到越南去了，而不是向中西部移动，国家政策调整不可为渊驱鱼。
总之，两税并轨可能势不可挡，这属国家主权本无可非议。关键在于“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历史形成的中国对外开放“被寻租”之惯性下，会不会出现新一轮博弈，无论如何是要慎重考虑的。
但愿笔者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