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经济对于金融业的需要将更加强烈。200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金，跨出了贫困陷阱，2006年预计中国人均GDP可达到2000美金，中国已进入了加速的结构变革期，在普遍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急需建立更加新型的金融体系。
后发国家最为稀缺的是资金，资金是配置资源的核心，政府通过特殊的金融结构进行资源的配置。过去在政府干预下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和配置体系。这种银行为主导的模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银行一直起着国家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银行是“全能”的金融机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企业资本是靠“拨款”，改革后进行了“拨改贷”的改革，资源配置方式从财政转向到国有银行，但很多资金在人们的眼里还是认为贷款就是拨款，国家设立企业时的资本金就来自贷款。国家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要求银行进行贷款，银行坏账大部分只能视为国家为发展进行的“透支”或“补贴”。
银行在这种干预条件下对中国的大量企业进行贷款，这些大多为制造业的企业都是没有资本金或资本金较低的，贷款都是长期限的贷款，没有担保，没有抵押，与资本金相仿。中国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悖的，但却极大地支持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没有银行的这种“补贴”，中国的乡镇工业、民营和国企都是难以快速发展起来的。
银行体系在1992年后又快速地发展为全能银行，有了证券、信托等功能，直到1994年宏观调控后，银行体系开始了最严厉的整顿，才开始从政府配置资源的手段向着现代商业银行转变。
1997年底，国家开设了消费信贷，结束了银行只能搞企业建设贷款的历史，为银行创造了转型和发展的机会，银行在贷款时开始要求“资产抵押”这一基本商业运作手法，消费信贷和城市基本建设等与城市化相关的贷款在大中城市银行的中长期贷量到2003年占到近80%，在全国整个银行业中占到40%，中间业务发展加快，这都优化了银行的贷款和业务结构。
2005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相继上市，逐步切断了与政府的天然联系，彻底商业化了，但它们在总体上的金融结构仍然没有变，即金融资源仍在银行手中，15万亿元存款靠商业银行来配置。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全球的加工中心，其特征表现在：第一，过剩的产能和加工能力完全能满足全球的需求，几乎所有工业行业的产能都过剩；第二，引进和模仿性技术大行其道，技术来源主要靠引进设备或技术模仿，技术水平也限于加工等级，改进也仅在工艺、应用功能设计等方面，而技术创新方面的水平不高；第三，竞争模式表现为低成本“套利”式，一个公司发展出一种产品能在市场获利，其他企业马上通过引进设备或模仿快速进入该领域进行“套利”。而套利的模式主要靠拼成本，竞争盈利的门槛在成本，而不在技术，一代产品竞争完了，等待下次机会。有人形象地将这种状况比喻为“吹哨经济”，有机会就吹哨集合起企业生产，没机会吹哨解散。
制造业发展到今天需要的不是建设产能的钱了，但由于拼成本仍需要大量钱，否则就会在两败俱伤的产品竞争中死去。残酷的竞争已经使企业没有余力进行技术创新了，企业经常处在亏损的边缘，按资产定价原则衡量公司的资产价格非常低，是通过资金重组并购的大好时机。
重组并购需要的是股权投资，而不是贷款。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要素价格重估、环保、社保等管制加强，税收严格化都会引致制造业的竞争更为残酷，领头的企业都很无助了，需要产业整合。
新型服务业或高科技快速发展，资本金需求也处于饥渴，如我们熟悉的银行业、证券、保险、房地产、互联网、生物技术和物流等都是如此，需求巨大但缺少资金，而需要的资金也是股权投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中国经济增长原来是一个靠银行贷款完成初始资本发展的系统，资本金充足一直是问题，进入到新世纪以后，不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新型服务业或技术创新，企业更需要的都是股权，但银行不能再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了，其他的金融机构同样供给不足。因此，一方面15万亿元庞大的银行存款贷不出去，另一方面企业实体急需股权资本又难以从国内资本市场上融资，国外资金成为股权投资的主要来源。中国金融结构和发展需求的不匹配，更明显地表现为储蓄增长过快，而投资还没有充分利用好，导致所谓“全球金融失衡”，中国输出的资金被人转换为股权投资，返回来套中国资产的利，中国金融结构失衡导致中国福利损失。
由于政府扭曲了资源要素价格形成和资金配置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供给结构的同质性很强，产能迅速扩张。企业在政府干预的激励下更注重“套利”式的低成本产能扩张，而不善于进行自主创新和新领域开拓。每一年政府都要提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但效果都不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这种微观激励造成的。
不过，目前这种资金供给和实体需求的不匹配虽然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低估，但也因此正好造就了国际和国内进行股权投资资金“套利”的大好时机。这样做，既可以获得资产低估的好处，也可以获得因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未来资产溢价的利益，这就是资金的逻辑。中国资本市场经过股改“复位”，恢复了资本市场的功能，借此机会加快调整金融结构正是时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