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传红
1972年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我知道，上帝更喜欢你们”，当时基辛格谨慎地回答说“美国是一个多元而世俗的国家”。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美国是一个多元世俗国家的命题，已是世人心目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但《美国的本质》一语揭穿说，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而世俗化则更不是美国的特色。该书中大胆解构美国，结论石破天惊———“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而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并认为这是美国文化的本质。实际上，这也是破译美国“政治文化乱码”的一把万能钥匙。
应该说，这个结论相当富有启发。实际上，很多国外学者已经论证过，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据美联社调查，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娱乐上的时间和金钱要多得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各种体育比赛的人数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数则为52亿人次，比看比赛的总人次多出13倍；1992年捐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而棒球、橄榄球、篮球三大联赛的总收入40亿美元，两者相差14倍。人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显然，这些做法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
本书作者于歌自从学生时期就潜心研究宗教社会学，“9·11”事件以后，他发现美国外交已经越来越露骨地显露出意识形态外交的特色，基督教新教文化在外交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成为美国改造世界的强大意识形态武器。美国将一些国家贬低为“邪恶轴心”甚至是“流氓国家”，而在进攻阿富汗时布什在讲话中还用了“十字军”一词。然而，直到此时国内的大多数学者还在大谈外交中的国家利益因素，并认为这是唯一有力的解释工具。于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读解美国时陷入了泛利益论的泥沼。
于歌认为，国家利益理论不能涵盖偏重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尤其是不能涵盖宗教影响强烈或者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外交，利益论不能解释这些国家外交的实质与目的。不过，在美国，“意识形态”却是一个贬义词，它受到蔑视，被视为“旧世界”的狭隘和狂妄自大的副产品。但于歌显然认为，在事实上这种东西也属于美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意识形态始终是美国社会异常活跃的精神力量。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于歌的观点非常具有说服力。比如，美国人一直把人权当作一个重要的外交要价，在其外交活动中，习惯性地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在最近的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美国人又将朝鲜的人权问题提出来，要求获得一揽子解决。美国人又坚持世界上的国家都应该成为民主政体的国家，要求别的国家采取西方式民主体制，并不惜投入它大量的资源来促进世界的民主化。在原东欧国家地区，美国不断挑起“颜色革命”；对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免除上，美国以民主化实现与否为条件，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美国试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来实现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改造。
从利益论来讲，别国公民是否享有充分的人权不一定与美国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依照利益论的逻辑，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只要别国政府支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利益即可，而不必管该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一个最简单的算计是，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容易造成很多国家的反弹，甚至可能产生对立面或敌对势力，从而影响自己国家在国际上实现国家利益。但美国人却不按照这个逻辑办事。
于歌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新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于歌还强调，“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美国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美国的外交实质，明白其真正的外交目的，也才能明白中美关系的实质及走向。政府才知道怎样与这个世界的巨无霸大国打好交道，我们的国人才知道怎样与美国人相处”。
可是，长期以来在美国部分神学家那里有一种见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撒旦因素：“中国人千百年来崇拜龙，视蛇为神物，而龙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征。”。于歌认为，这预示着中美之间文化冲突的深刻根源。这就回到于歌写作本书的终极目的：通过认识美国的本质达到最终认识中美关系本质，最终做出对美外交的正确决策。这也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该书给人的一个最大启发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