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一个逐渐转轨形成的市场经济体系虽不彻底，但正在走向完善。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体制变化释放出的巨大力量，毫无疑问，促使中国发生了眩目的变化。
当然，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同时，社会领域的问题也急剧呈现出来。就在前几天，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中，列举出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诸多的不和谐之处。比如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与最低收入者，实际收入差距达到18倍左右，而且这种差距在向纵深发展；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问题也不乐观，如此等等。
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凸显，是中国社会若隐若现的道德危机。道德基础的脆弱，消解着中国转轨经济健康地走向未来的实际能量，也在一个侧面干扰着社会矛盾的解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需要有支撑其自身的道德基础———这样一个命题并没有真正被认同。
在知识界，或许多数人倾向于同意，道德基础并不是市场经济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但杂音依旧不难听到。一些激进的自由经济学者并不愿意在效率之外更多地谈论道德，或者干脆认为道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显然，在实践当中，情况更为糟糕些。人们可以常见的是，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大量失范行为，民众的信用观念还很落后，企业家的商业伦理也亟需补课，劳资关系方面不尽和谐。
可以肯定，如果不能改善当下的道德生态，那么，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还只是一个并不健康的肌体。长此以往，中国社会的进步势必会被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者汪丁丁所称，“或许由于过去10年内目睹了普遍的道德沦丧和足以导致经济崩溃的欺诈行为，我们对于这一点有格外深切的感受”。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汪丁丁教授较早关注到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也是长期坚持在这个领域探索思考的思想者。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在理论层面阐述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之间的相关命题。近年来，他又着力于实证性的研究，关照中国现实的医疗、教育、新闻业等等，为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寻找合适的道德根基。汪教授多年来的思考，现在摆在了我们面前，也就是这本《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在汪丁丁的理解里，市场经济是分工合作的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而这个秩序的道德基础是分工的人们对产权的尊重。这一论点，今天看来并不时新，但若是考虑到十多年前作者刚提出时的社会环境，还是能够体悟到其中的时代意义。所谓“扩展秩序”并非汪丁丁的发明，那是哈耶克的成果。发展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哲学，这是哈耶克中晚年研究的重心所在。汪丁丁则站在哈耶克的肩膀上，深入研究了哈耶克的道德哲学之后，将问题的场景搬移到中国。
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显然有很多不同之处。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中国缺少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基督教传统，也缺少法治的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基础也会有根本的不同。比如，汪丁丁举例说，无论是东方或西方社会，都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东西方社会的共性要求，正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律。
在笔者看来，汪丁丁对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生态的追问，比他的理论探索更为出色。他尖锐地指出，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分崩离析，但是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远未确定。汪丁丁这样估计：如果说1980年—2000年期间是传统价值体系瓦解的阶段，那么未来的20年很可能将是价值完全失落的阶段。这一判断是否经得起考验，尚可推敲。但是，许多有识者的确也从政府官员、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的诸多行为中，看到了道德的脆弱性甚至道德危机。尤其是汪丁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义利之辨，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勇气，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下，难能可贵。
诸多的东西方思想者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这个命题有过思考。在这个群体当中，汪丁丁算不上最有原创精神，也谈不上研究最为系统。但仔细翻阅这本书，我不能不承认，汪至少可以称得上自成一家。当然，他的思考的确不够全面。比如，他忽略了道德资源亦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单从社会信用角度来说，普遍的社会伦理信任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或“额外交易成本”。换一个角度看，“交易成本”的降低正是体现出经济效益的提高。令人痛心的是，中国社会的信用体系到了非要努力革新不可的地步。在这样一个信用环境当中，市场经济最为核心的基础遭到伤害，经济发展的长远未来也深受影响。
汪丁丁教授由学数理而转向经济学，由经济学又走向哲学和思想的探索。他的思考对阅读者当不无启迪。稍稍有些遗憾的是，也许在哲学世界浸淫久了，汪的文字显得有些生涩，思考过于跳跃，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影响他跟读者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