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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的定位，最核心的是建设“两个基地、两个中心”。且不论“两个中心”，先来看两个基地，即“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研发转化基地”如何落实呢？
应该说，国务院的要求充分考虑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的现实基础。按照滨海新区“十一五”规划和目前几大产业支柱的发展势头，求得近万亿元产值的制造业规模问题不大，也不很困难。但若冠以“高水平”的定语，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理解，之所以与后一个基地连在一起提，是有深意的。取法其上，研发转化基地的成败，可能最终决定“高水平”能否成真。事实上，这个逻辑关系已经显示了今后中国工业发展道路的战略方向。这一点，对沪、深有同样的意义。
为此，我想谈谈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的启示。
台湾的出口加工区属世界上较成功的一类。但新竹工业园的建立，最初定位就不是重复出口加工区，并不以利用外资为主（不是排斥外资，是不以引进整块的跨国公司流水线为终端目的），而是吸引台湾籍的海外人才入区创办企业。这种“基因”一开始就框定了。
新竹的产业技术路线最初定位也不在基础理论研究，科技源头靠留美的人才实行“拿来主义”，自己只跟随潮流注重应用技术开发。当然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当初建区选址在新竹，就考虑了发展科技所需的“食物链”，因为新竹在台湾历史上就是科技密集区，有台湾清华、交大等岛内顶尖高校，智力资源充沛。
为了给区内的企业解决工业技术问题，新竹园内早早地组建了工业研究院，云集了一大批科技人员。以市场化运作模式依靠大学的研究力量，大学接受企业的研究题目，直接为企业服务，研究的结果直接变成企业能应用的技术。产、学、研的联系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密。工研院的生命力不是靠政府拨款，养一些所谓“事业单位”式的人才和机构，而是靠企业的需求来支撑。换句话说，拿不出企业认可的技术成果，变不成现实生产力，企业就不会再给研究院课题和资助，研究院也就办不下去了。双方利益的结合，是工研院的立身之本。
工研院的成果不断提升区内企业的技术能力，使得新竹成就了一大批掌握了产业核心技术尤其突出的是电子产业核心技术的EMS企业，可以生产出与跨国公司同等技术标准的产品，并且可以在设计上有所改进，由此赢得了了OEM企业的生产制造中心的地位和市场。
新竹园的产出水平是每平方公里300亿美元，这是出口加工区靠引进技术、单纯加工生产所无法企及的。正因为技术的相对自主，台湾才能跻身世界上“新兴工业化地区”的行列，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
相信大陆的各类园区的主管们都去过新竹，对其工研院运作模式的座谈以及思考也不会少。但借鉴过程很缓慢，甚至看过之后就束之高阁，这是为什么？要知道，自对外开放以来，大陆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从来是十分敏感的，从来不缺乏虚心的精神和效仿的力度。新竹工研院的例外发人深省，我以为其内在原因有二：其一，是中国大陆开放初期，以引进外资同时引进技术为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决定了引进的技术和源头的关系靠母公司的意志有限度地配置，我们没有办法干预。外资企业不需要属地化的工研院解决其技术进步问题。各地区鼓励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入驻，更多地是变成企业寻租的途径，如此情形下，想看到真正前沿的研发已是不可能，或者说是一厢情愿。
其二，真正需要技术支持的，是内生性经济因素，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内资企业（像新竹园内的创业企业）。但因机制问题，对位性差，产生不了工业技术市场化足够的有效需求。
其三，长期普遍存在的产、学、研体制上的脱节，各干各的，大学和研究所的成果止步于实验室，企业没有实力去购买科技成果，或者没有实现产业化的投资能力。
其四，政府很着急，也不是不肯投入资源。但是“媒人”再急，若没有“恋爱”双方真正组建家庭的动因和动力，总是事倍功半，收不到理想结果。往往是建各种基地热情高，开始时轰轰烈烈，各方面专家阵营很豪华，但真正长期聚集在一起，有目的的研发组织却形同虚设。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东西没有契约性，没有真正的终端需求对象，更没有成果在实践中的检验和跟踪改进的长效机制。
如此看来，天津滨海新区要达成高水平现代制造业基地和研发转化基地的定位要求，不刻意在研发转化基地上下功夫，是要贻误时机的。没有科技源头，缺乏科技支撑，非但高水平的制造业基地难以建立，长此以往，连制造业基地都很难维持。但是，如何操作，可以有多种方式，从现在起就得好好借鉴新竹的经验，认真地部署，出实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