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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初等劳动力”到底是什么标准，按我的理解，如果技能比较低就算“初等”，那么，在产业工人主体已非原来身份世袭的“城里人”的今天，如果这“初等劳动力供求点”仅是指那些经济学家观察到的城市，那这“初等劳动力”无疑主要是指农民与农民工（“农民工”概念是传统城乡政策差别甚至歧视的遗留物）。由此，分析一下农民工的情况便可得知答案。
如果依主要活动在“高端领域”与热闹的大城市里那些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概念与逻辑：从价格变动判断商品供求情况，我们来看看农民工的价格是否在最近几年“上升得非常快”。看看国务院两个权威部门在2006年的两项调查结果吧：国务院政研室2006年4月中旬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称：“农民工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元～500元的占29.26%，500元～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800元以下占到72.1%；2004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平均全年节余3000元左右，该报告明确“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国家统计局2006年10月份公布从8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结果是，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
三年里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了226元，即使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9%多，似乎不低。但请注意两点：一，同期那些就职在政府、金融、国有垄断企业或一般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等劳动力”收入增加了多少？二，基本在800元以下的农民工绝对收入，非常之低，即使看上去“上升得非常快”，也是缘于基数太低。范围再扩大些来观察，2005年农民年人均收入是3255元（其中21个省市自治区低于这个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前者仅是后者的31%。如此状况，能说“初等劳动力工资上升得非常快”、价格很高了吗？价格如此低廉，能是供求平衡甚至“总体上供不应求”了吗？
再来看看农民工价格所含的内容吧。具体到劳动力价格，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是就既定工作劳动时间而言的，应能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需，方能使劳动力市场可持续。而比普通物质商品稍稍复杂的是，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障费用以及满足吃住行学习培训等在内的各种费用，是劳动力价格的当然内容。缺少了以上哪一项，城里的“中高等劳动力”也是不会答应的，怎么轮到“经济学家观察”农民工时，就忽略或者大大精减了“劳动力价格”所应包含的内容了呢？
看看城里马路上那些环卫工人、大小酒店餐馆里的服务员、写字楼厂矿居民小区里的保安与清洁工，以及那些遍地开花的建筑工地上烈阳或寒风里的工人，还有进入千家万户的钟点工，你可以去问问，有几个雇主给农民工买了各种应该有的保险？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有多少是同父母妻小长年分离的？他们又哪敢奢望学习培训？既然是大家都“比较明显感觉到了”的事实，上述国家统计局调查报告中有关以下内容的结论该不会有什么“水分”：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生病时能撑则撑，撑不过去再到药店买药吃；主要休闲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等，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所在单位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73.77%、84.65%、67.46%；工作时间过长，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
原来，这不到800元的农民工收入，是内容大大打折扣的非常不完全的劳动力价格，是极其不合理的报酬。被克扣的那部分成了企业利润，成了城里人的福利，成了“初等劳动力”这一商品购买者的“剩余”。请问：目前这一水平的“初等劳动力工资”高吗？
“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就是最好的经济学，就像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教授在最近一篇题为《重提加尔布雷思》的文章所说的，“过去50年里，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已经离经济学基本理论中的‘完全竞争’越来越远了。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却越来越忠实于‘完全竞争’”，它昭示的较普遍的现象是，经济学家们及其理论离现实越来越远了。只要经济学家们稍微向“真实世界里”偏头瞅瞅，看看中国广大的农村、农业、农民以及城市里农民工的劳动就业与生活状况，就不会得出“中国的初等劳动力已经从总体上的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的结论，更不会得出“最近几年初等劳动力工资上升得非常快”而反对大幅度提高他们工资的观点；何况，我如果再问一句，其观点就更是站不住脚：如果真的初等劳动力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农民工的价格是不是就更应随着需求的上升而大踏步上升呢？！
不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无论如何难以加快，更难以健康。还是从眼前做起吧，多研究一下如何确保农民工将一年的血汗钱及时全额拿到手，顺利返乡，同长年没见到的“留守农村”的家人好好过个年，也好使来年“打工”的条件更好些，收入更高些，社会更和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