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间有“明月照纱窗———个个[格]孔明诸葛[格]亮”的歇后语，还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说，足见在国人心目中，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智慧的最高代表。但诸葛亮最终未能逃脱“正统攸归”的“政治智慧”窠臼。“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的历史局限，就是诸葛亮不顾时势“百代存亡争正统”的“惟汉室”史观。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不啻一个“失败者”。
诸葛亮何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终成为悲剧人物？“事无巨细每必躬亲”实乃个人小过不足为训，传统中国“误入政治歧途”的“泛政治”才是时代大过值得检讨。事实上，智慧如诸葛亮者，吾国历来不乏其人，但却“生不逢时”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在一个“泛政治”的社会，一个人有无智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中三昧”———“忠诚”“权谋”“恩威”；但凡“政治史”上的成功人士，无一不以此三者的“自洽”为基础，甚至成为忠诚、权谋、恩威的牺牲品。
“劳心者治人”。智慧，在传统中国不过就是“治人”而已。君不见，堂堂一部《资治通鉴》，前后凡一千三百几十年，通篇皆“治道”二字？而皇皇巨制《二十四史》，上下三四千年，大抵也不过历代帝王如何君临天下的皇家史。一个“仕”或“仕途艰险”，就已把这种“泛政治”勾画得淋漓尽致了。否则，任你有多大智慧，只会落寞潦倒，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灭门之灾。这样的例子一个接一个，逐步就形成了一种传统———诸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吹之”“一慢二看三通过”，诸如“出将入相之术”（过去民间还有一种“升官图”的游戏）、“登龙术”或“韬晦之术”，更厉害的还有“御君之术”，等等，无不是对这种传统的生动写照。
智慧，在传统中国的“泛政治”社会里，就这样一天天扭曲了。它不再是对客观事物的远见卓识和具象的逻辑分析，不再是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追求，也不再是工艺技术发明创造的能力才干，更不是对经济、人文、社会、制度发展的认识、顺应。智慧，已然“异化”了———为上，要道貌岸然；为下，要八面玲珑；为政，要五羊开泰；为官，要瞒上欺下；为人，要左右逢源；为事，要深沉老练；为文，要不落痕迹；为学，要练达剔透；……从皇权和官僚集团角度看，所谓智慧，就是“驭心牧羊”之术；从文人和布衣平民角度看，所谓智慧，就是“安身立命”之道。
扭曲了的智慧观不仅与人性背道而驰，而且压抑人性、扭曲人性：
讲传统，不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搞研究，必引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做学问，须精熟经史子集；遇新事，动辄得咎无先例；欲探索，惊雷棒喝犯忌讳；……至于科学、技术、工艺、技巧、发明、发现、革新、创造，要么于我何用哉；要么被视同左道旁门奇巧淫技；要么被叱为私欲膨胀甚至狼子野心。至于关涉制度改革、人文关怀、经济社会、国计民生之类的“发展”问题，更是不能问津，也无人敢越雷池半步，举凡李悝、商鞅、王安石、戊戌“六君子”等等，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于是，“小智慧”变成了个人的“算计”术，“大智慧”变成了寡人的“牧民”术。一个民族的智慧，就这样停滞、僵化、扭曲了。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舍车马，保将帅”“放长线，钓大鱼”“吃小亏，占大便宜”“好汉不吃眼前亏”“忍得一时，免得一世”“闲事少管，走路伸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类，其实都是这种扭曲了的智慧观的经验总结。
总之，国人的智慧，更多地或集中地体现在为人处事的“圆滑”和一己之得的“谋算”上；这就是大多数国人的机会主义。总之，这是一种“幽闭恐惧”的内斗、内耗：不用生产、创造，而直接谋占他人和社会的资源。
有人说，这是国人的精灵、聪明。其实不然。这种个体的“理性”，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反理性，使国人的智慧长期局限在一个狭窄、偏执甚至疯狂的变态状况中，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科技、经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国人的勤劳、聪明，历朝历代的发明创造之所以没有能够突破资源硬约束，其根源就在“泛政治”。从这个角度讲，上海版历史教科书以“全球史观”的胆识和气度，跳出“历史———政治史”宿命，回到物质的历史、生活的历史、文化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或许，这将是国人告别“泛政治”而回归智慧真谛所迈出的智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