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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机构臃肿从来是历朝历代走不出来的怪圈，东汉末年，有所谓“烂羊头，关内侯，烂羊肺，骑都尉”之说，可见当时官员之多，可天下却不太平，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汉献帝把江山“献”出去了，不愧是“献帝”。
封建时代，脏官往往导致机构臃肿，师爷、衙役之外，另外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弄进来，每人弄一份皇粮吃，财政收入不够怎么办？加火耗，也就是提高税收。那么多人吃皇粮，地方上能不荒凉？再加上这些人鱼肉百姓，独霸一方，百姓就更加苦不堪言。所以，过去的清官形象都是一头小毛驴，一个老仆人跟着，奥妙也就在此，人少，火耗就少，农民负担就低，而且老百姓不受欺负。从前有出息的民营企业对这方面就很警惕，比如山西的日升昌票号严格规定，少爷、姑爷、舅爷三“爷”不许进票号。
小时候看过《艳阳天》、《金光大道》，村里的干部无非是老三位，书记萧长春、村长马之悦、会计马立本，还不脱产，都要下地干活；乡里的干部，就是党委书记、乡长，再加上民政助理，十几个人而已，现在乖乖不得了，一个乡吃财政饭的有三四百人，农民负担焉能不重？有人测算，我国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与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皇粮人口比重攀升之快，也堪称史无前例。
精简机构历来是越精简越臃肿，呈现所谓的“负精简”效应，一方面是机构的日益庞大，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的低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GDP增长率，但医疗、教育，这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却缺失了，很多方面都是“有事没人管”。不能不说，“吃饭财政”极大地拖累了政府职能的发挥，温总理就表达过“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忧虑。
行政机构如此，事业单位何尝不如此？医院里真正在一线的医生、护士占多大比例？学校里真正在一线的教师又占多大比例？二线、三线的比重过大，这部分人的口粮从哪里来？学费能不涨么？能不“以药养医”么？过去的私人诊所，只有一个大夫一两个护士，美国大学里各系的管理人员不过一两个。何况，机构臃肿绝不仅仅是养人的问题，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人多了，就有了恩怨是非，有了山头派系，有了扯皮推诿，就是没有了效率。
封建社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爵位，职以任能，爵以赏功，不适合干活又不能解雇的，给房子给地，给爵位俸禄，养起来，不许干政，不许指手画脚。现代社会对此的可贵探索，大约就是用股权来酬镛那些打江山的元老或者惹不起的裙带们，让这部分人成了“股东”，就省得他们在企业里瞎“鼓捣”。
行政效率问题，从经济学上看，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须知人力资源的臃肿决不仅仅是多养几个人，多吃几碗饭，人多了，会栓塞血管，甚至会引起癌变。必须跳出“越精简越臃肿”的怪圈，确保血管通畅，每个器官都正常运转。
当然，精简机构难度很大，延安的精兵简政之所以能够贯彻有效，是因为革命时期确实缺干部，前线指挥员一排排地流血牺牲，根据地不断扩大，无论哪里都缺少干部，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摧枯拉朽席卷中国，解放区越来越大，更是缺干部。精兵简政仅仅是局部性的结果调整，绝非整体上的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