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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东京一个月，因为焦急情绪的持续冲击，我的耳鸣不断加重，听力也有所下降。无奈之下，不得不去看医生。还好到早稻田大学时，21COE－GLOPE办公室已经给我办理了相关的保险手续，要不实在无法支付这边高昂的医疗支出。
为了节约医疗费用和时间，他们先带我去了早大附近的一家私人小诊所就诊。这个小诊所的工作效率还不赖：从接待到问诊，再到后来的检查和付费都是非常简练、快速。通过简单的观察和专业测试，医生就开始解说病情。由于医疗设备简陋的原因，诊所不能深入检查，要我去大医院继续检查，并愿意为我写推荐书。
在毫无确切诊断报告和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再去他所推荐的那家东京非常有名的公立医院。到了之后，才知医生的推荐书有不小的用途。不然，得交3500日元的预交金（这笔费用必须由个人全部承担，相当于国内医院的挂号费，但要贵多了，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水平来说）。做完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检查之后，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我被允许进入另一个医生的办公室取就诊报告。一位中年医生非常慎重地告诉我，他们刚才经过讨论认为，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要注意休息和饮食。为了这个结果，我到楼下的交款处交了比私立医院要高得多的钱。
过了几天，有个早大的同事告诉我，她母亲在一家不错的耳鼻喉科医院上班。为保险起见，让我去复诊一次。我不太想去，碍于同事如此热心的推荐，还是去了。还是那些大同小异的检查，不过结果却有些不同（值得注意的是， 3次就医，我始终没有拿到诊断报告和检查报告，所以换个地方都得重新做一次检查。我有点疑惑，为什么不能共享这些属于我的报告呢）。这次医生非常仔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然后配了一些没有任何包装的药丸，内中夹了一张电脑打印单，非常详细地写了服药的顺序，数量，还有服药的时间。配药师除了一再叮咛以后，还特别告诉我，药物对肠胃有些副作用，所以也加了一些暖胃的药物配合使用。
近期国内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宿迁医改研究报告：“北大报告”和“清华报告”。前者基本上否定了宿迁医改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思路，因为已有的改革成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医改的两个主要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问题。后者则从医疗改革的供给角度肯定了宿迁改革所取得的成效，并认为对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据闻，两个报告的执笔人还在网上公开声讨指责对方，口舌之争不断升级。我们暂且不讨论这两个报告的合理性，因为尽管在理论经济学中效率都可以规范到“帕累托最优”上，但在现实的实证分析中经济效率相当程度上仍是无法统一，实质在不同的主观判断中会有不同的效率判断，这就是两个报告存在根本分歧的最主要原因。
在我东京就诊的经历中，有两个问题与此相关，或者说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比较效率：首先，为什么私人小诊所的医生不愿意继续检查，而是赶紧推荐到大医院复诊呢？而在公立医院的等待时间会是如此之长呢？其次，公立医院为什么在没有医生推荐的情况下要收取3500日元的预交费用？
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思维一样，不太相信私人医院的医生能力和医疗设备，结果公立医院“门庭若市”，私立诊所“门可罗雀”。为此，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缓解。这3500日元的预交费用对于医院来说，可能是一笔可观的固定收入，但他们未必乐意，因为这笔不小的预交费用阻挡了大量就医者直接涌入大医院的冲动。这样的机制设计，使得绝对多数处于一般情况的病者往私人小诊所就医，而这些小诊所也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些小病。剩下超过一般水平的疑难杂症患者再进入公立大医院，而公立医院的拥挤也就得到缓解。经过近些年的医疗改革之后，日本已经逐步形成了公立医院和私立小诊所并存的共赢格局。公立医院侧重于科研技术能力、人才培养和各种疑难病症，而私立小诊所则在临床上解决了日本民众的绝大多数就医问题。
当然还是有问题的。为了养活整个诊所，保证那些风险投资者的利润，小诊所很有可能以财务盈利为主要目的，而忽略了对病人就诊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小诊所就诊速度会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而由于政府每年都会划拨大量的经费给公立大医院，这些医院的医生不用为了生计而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变得非常懒散，真正就诊的时间也很短，这又造成了病人在公立大医院需要长时间等待的烦恼。这也就是说，公立大医院的无效率是存在的，而私立小医院的无效也存在，但在一定的体制下，他们可以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
回到中国医改和宿迁试点，症结在哪里？我以为是一味地追求私有化的竞争，而没有关注到一个有活力的公共事业改革,需要的不仅是“私有化的神话”，而且同样需要公立医院在科研能力的规模优势和对私立医院的人才培养。因此，我们的医改机制需要寻求一种最佳的共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