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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苹果创立30周年。在他们的网页上，有一行巨大的文字：The first 30 years were just the beginning。话虽如此，无论对苹果，或是亿万用户来说，30年或者更久这样一种“巨大”的时间尺度，实际上已经悄悄地离去了。
1997年，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回到公司，当年就制定了一批新策略：与微软合作,废止对其他厂商生产Mac兼容电脑的许可；推出大获成功的台式电脑Power Macintosh G3。1998年，iMac（在这一年里，它成为历史上销售最快的个人电脑型号，半透明机箱的神奇设计被业界广泛抄袭）、笔记本Powerbook G3问世。1999年，造型可爱的笔记本电脑iBook出生。
2000年，以上产品继续升级，外形为边长8英寸立方体的Power Macintosh G4 Cube遭遇失败（一年后便告停产），乔布斯回归苹果后，首度面临亏损。2001年，iPod发布，扭转局势，同时为苹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2002年，台灯+向日葵造型的新iMac推出。2003年，Power G5———第一台64位个人电脑体推出。2004年，iPod Photo、iPod Mini，巨大的Cinema HD液晶显示器相继面世。2005年，Video iPod、iPod NANO、iPod Shuffle亮相。2006年，更大的改变随之而来———苹果电脑开始改用Intel处理器，并开始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横亘于苹果PC与IBM PC系统之间的天堑开始松动。2007，苹果完成改变自身的历程。
上述所记仅仅是苹果最近十年历史中最主要的事迹，从中各位已经见到至少四次重大策略变革：iPod不仅彻底改写了消费电子领域的历史，还令苹果电脑向更广阔的市场跨出一步；向Intel架构系统的转变，标志着苹果的野心不再有边界。
每一年、每一季必然有新产品、新革命的节律，是当今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如果把苹果这类公司每两次重大决策之间的时间算作一代，那么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君主制社会中，同样的“一代”，往往要延续数十年。一个不怎么可靠，但是颇有启发性的解释是：在古代君主制社会，政策一旦形成，它的受益范围会长期地固定下来，例如西汉王朝的军功阶层，分田分地赐爵封侯，占据了大量的政治权力，直到汉武帝时，情况才大为变化。正因如此，依靠这个受益阶层支持的君主，通常不会有意愿横生枝节。政策如果要变化，往往得等到老的权势者死亡，具有新的权力基础的新人上台。一来一去，青丝白发，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现代国家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时间尺度也换了。由于选举制度，“一代”往往是数年，至多十余年。在选民好恶会时常变更的背后，正是经济周期、社会思潮乃至国际关系的演化。但现代国家身躯庞大，利益芜杂，哪怕世界变化得飞快，政策思想与具体的行动，往往瞻前顾后、博弈权衡，拖延不少时日。面对新问题，通常难免一次又一次使用旧办法的窘况。
苹果公司应该是第三种时间尺度以及探索道路的步伐的一个范例。这样的企业具有极大的公共性：它产生、成长于自由市场，通过顾客的个人选择获得支持，在自由竞争下保持活力。与现代政府相比，它的优势就是创意。永不停息的自我更新的意愿，而非单纯被市场（对政府而言是选举）推动，保证了一个企业获得超越市场的价值。
三种时间尺度、三种步伐，与其说是不同时代的特征，倒不如看成是三个具有不同重力的星球环境。在低重力地区下生活惯了的人们，一旦要到高重力地区去打拼，倘若掉以轻心，下场就是瘫在地上。唯有刻苦修炼、搏命自新，方可赢得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