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06年，全国共入库税款37636亿元，增长21.9%，增收6770亿元。2006年税收收入增幅是同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幅（10.5%）的一倍。税收以远远高于GDP的速度快速增长，或将再次引起争议。一些最直接的问题是，公共福利增长了多少？从1995年至2006年，我国税收连年以GDP两倍左右的速度增长，会不会对企业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税收过快增长的可怕之处在于，税收的总量和增长速度是实实在在的，假如GDP去掉水分，税收的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相比，差异或许会更大。而且，税务部门还在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这种增速的延续。

　　众所周知，在以GDP考核官员政绩的大背景下，我国一些地方的GDP存在“兑水”现象。2004年7月，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该年度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为9.3％，但国家统计局对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的增速却高达13.5％！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也相差19.8个百分点。为此，当年10月份，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国家统计局提供可供决策参考的数据。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致命缺陷是居民消费率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双双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导致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不仅落后于GDP的增速，更远远落后于税收的增速。

　　弗里德曼曾指出，消费受永久性收入影响，从长期来看，永久性收入和消费同比例增长，如果一国国民的收入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相对同步的增长，就不可能导致长期平均消费倾向递减。我国居民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正是抑制消费的根本原因。

　　有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收入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政府的消费，进而带动起全社会的消费。然而，国外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目前，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已经与美国政府的消费率相差无几，但两国居民的消费率却是天壤之别。归根结底，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速落后于GDP的增速，加之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投入不足、税收增长过快，居民的消费空间在事实上被压缩。

　　美国居民的消费率令世界羡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不仅重视“国强”，同时也重视“民富”。今年1月17日，纽约市长彭博在发表的市施政报告中提议，将地税降低约5%，并取消对衣服和鞋子征收市销售税，其理由是：纽约市整体财政健康，市府收入较预期的高得多，这些盈余应与纳税人分享。而美国总统布什早在2001年，就力主通过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伴随着减税思想，居民的收入增加，其消费率增加乃是理所当然。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重视“民富”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和持久发展。因为居民收入的增加可以真正激发起消费热情，使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马车从两驾（出口和投资）变成三驾（加上消费），彻底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缺陷，使我国经济增长展现出更加令世界羡慕的惊人活力，同时，也能使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得到大幅提高和改善，使社会更加和谐。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税收过快增长所造成的影响，至少应该做一下全面而系统的评估———评估增税和减税哪个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不能一味沉浸在税收高速增长的喜悦之中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