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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呈现的世界三大区域集团鼎立的局面，最高级的国际化城市分别由其最强的核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扮演。由于地理惯性的作用，国际化城市一旦产生就将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但所在国家或区域经济（所在城市群）实力的下降或相对下降则势必削弱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而逐步为新兴的国际化城市所取代。
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举世瞩目，中国需要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竞争力和制订规则的话语权，中国需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国家代表队，中国更需要建立国家代表队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安排。深港“共同市场”的形成，其重大意义就在于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作为区域单位参与经济的全球化竞争，并在这种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中形成新的特大型城市，成为新的国际区域划分中崛起的新的特大型国际化城市。
深港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模式———“特大型国际大都会”正在被世人所揭示：
早在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就提出：“香港将来可以成为我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更可以成为亚洲首要国际都会，享有类似美洲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那样重要的地位。”
而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认为，目前无疑是加快深港合作的适当时机，深港应当联合打造“特大城市”，在推进亚州区域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催生区域内一个重要的国际化大都会，不仅其经济规模相加执全国之牛耳，而且功能齐备、设施完善，作为亚洲首要的国际大都会，深港两地拥有3000平方公里土地、2000万人口，足以与大纽约、大伦敦相媲美。
在《深圳2030》的城市功能定位中，已经明确提出将“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作为深圳的城市功能定位之一。这一目标模式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赞同。北京大学教授周一星说：“我特别支持深圳逐步建成与香港一体化的国际枢纽城市，而且坚决主张深港之间应该共建都市圈，无论是叫深港都市圈和港深都市圈都行，但两个城市应优势互补，不断同城化，建立更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北京大学教授胡兆量认为：“香港向国际大都市迈进，必须拓展深圳的空间资源。香港本地无法承载的功能，必然向深圳转移。深圳可以与香港衔接，香港需要深圳的衔接。”他特别看重深港“一都两市”的本质关系，认为深港应当侧重于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衔接。
近年来，来自各方面学者、官员有关“深港一体化”、“共建大都会”、“深港双子城”、“同城化”、“南北城”、“一都两区”、“一都两市”、“深港共同市场”的呼声就不绝于耳：“深港融合机遇难得，在一定意义上，深港一体化就是国际化”（北京马洪），“深圳和香港组成的湾区，与融合了几个城市的旧金山湾区非常像。相信在30年后，人们说起这个地方可能不再提深圳或是香港，而是叫‘深港’，深港同城可以期待”（香港吴家玮），“填海证实已经行不通，只有将深圳纳入香港发展之中，才可以扩大地理范围；亦只有扩大地理空间，工商业才可以得到很好的平衡发展”（香港马介璋），“在经济一体化的21世纪，港深经济一体化已是势不可挡！”（香港梁锦松）。
显然，香港要迅速超过目前与之同等类型的新加坡等世界次一级的国际化大城市，成就世界级特大型国际大都会，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深港一体化以及香港与深圳、广州等共同形成的珠三角城市群和大都市圈，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只是一步之遥。至少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的衡量世界城市的七项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的集中程度、商业部门（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主要制造业的中心、国际性港口、国际航空港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等等要求，深港特大型国际大都会完全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