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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看来，股指的变化取决于多数人对未来的预期，至于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如果多数人乐观，预期股指会向上，那么股指就肯定会向上，和基本面关系不大。想想看，一盆兰花都能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何况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经济学家经常会杞人忧天，一旦觉得股价偏离基本面，就害怕起来，仿佛泡沫马上会爆裂，从而引起整个经济的地震。可是经济学家总会发现，投资者并不领情，文人就是爱多管闲事!
以前学者们总是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够对公司的真实价值做出正确的估计，通过对比实际的股价和公司的公平价值，就能判断股市是否正常。如果股价严重偏离公司真实价值，说明股市病得不轻，需要治疗。但是，真实价值真的能够准确估计吗？诺奖得主卡尼曼是个心理学家，他才不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鬼话呢。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合作研究了人的决策问题，发现人们并不像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能够对未来做出准确的计划，实际上人们总是依靠经验和直觉决策。而且后来的研究给出了更有趣的发现：很多时候直觉比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还要好。直觉会导致人们的决策错误，但深思熟虑后的决定错误也不小，甚至会更大。你看，经济学家并不比谁更高明嘛！
鉴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我们身处环境的复杂性，对任何人来说，准确估计出公司的真实价值是不可能的。决策的偏差带来的多元化研判，才是股市生存的根本。试想，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方法，能够估计出公司的真实价值，那么股价应该准确定位在该价值上，这样的话，只要外在环境条件不变，股价怎么会变动呢？再进一步看，如果经济学家真的那么神，那么就应该抢先买入那些被低估的股票，并且从来不买被高估的股票，那么他们就该个个都成超级巴菲特了。可惜，即使如费雪这样顶尖的金融学家，当面临美国股市危机的时候，还自以为是一个短暂调整，费雪所看到的繁荣是通过其严谨的推断的，但把危机当成了繁荣却是对学者们的莫大讽刺。当然这怪不得费雪，在他的时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判断错了。
费雪如此，何况一般的角色！我不清楚那些学者在判断沪深股市冲3000点、4000点或者5000点的时候，到底依靠的是勇气，还是他们掌握的所谓理论？恐怕更多的是依靠前者，所谓勇气可嘉。当然，这些学者会说，是投资者把他们的话理解错了。因为这种高点位的判断并不是指今年，也不是指明年，而是指出现的那一年。一旦经济学家开始说废话，就会变得无坚不摧。
那么股市到底是否存在泡沫？说有也行，说没有也行。如果多数投资者都坚持乐观的态度，相信超三奔四说，那么股指一定能升到3000、4000点，我说过，这和基本面关系不大。米卢的名言嘛，态度决定一切！当学者们不断宣扬中国股市的大牛形象时，投资者的跟风就真的会实现这种大牛市，从而这些学者就会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这就是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些传销人所采取的不就是这一套数吗？另一方面，如果多数投资者相信股市存在泡沫，那么股价就会回落，调整到所谓真实价值。同样，坚持泡沫论的学者也会有“自我实现的预言”。至于哪种情况会出现，既取决于两边学者的身份、级别、名气等等，又取决于投资者自身的心理素质。但我敢说，肯定和两边学者的理论水平无关。
无论持有哪一种观点，学者们似乎应该有自知之明才是。如果学者们做不到这一点，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做到？可以肯定的是，监管机构未必有市场聪明。既然如此，采取何种监管策略就非常关键。如果监管机构把自己当成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要经常给股市把脉看病，那么弄不好股市的健康没有恢复，病反倒更严重了。监管机构当心超三奔四引发大泡沫，说明心态上非常冷静。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试图通过一些措施来控制股价，也是徒劳的。聪明的监管者不会去直接关心股价的异常变动，而是关心这种变动的诱因。对中国的股市而言，两方面的工作最为关键，一是给上市公司和市场交易立规，并有效执行；二是教育投资者，通过各种渠道让投资者学会辨识和承担风险。而这两项关键措施正是史美伦前两年花大力气提倡的。
对中国的股市来说，建立依规则行事的习惯非常重要。监管部门通过建立各种规则，并自己率先遵守这些规则，那么就能够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同时，通过投资者教育来引导投资者遵守规则，那么整个市场就会变得有序。一个有序的市场是不怕股价波动的。反之，如果监管部门常常受一些学者意见或者多数投资者意愿的左右，试图对市场采取相机管理的积极策略，那么很可能羊肉没吃到，反惹了一身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