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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此乃人类一大共识。有人尝言，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是相当有道理的见解。2005年，余世存先生汇集历史人物言论的《非常道》（1840-2000的中国话语）畅销书市，去年年底，夏双刃先生顺着同样思路的《非常道》(1840———2004的中国话语）（第二辑）又吸引了众多眼球，便是明证。
笔者有这样一种看法，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如果要想认识他所处的现实，只需要读懂过去的历史；身处当代的中国人，如果要想认识他所处的现实，则还应读懂世界史。而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交汇、融合的结果，所以，近代史应该成为读史的重点。
乍看，这本《非常道》（第二辑）内容很粗芜杂乱，但细细读完，还是可以看到，它是有主线的，这条主线就是本文的标题所概括的：管窥人性，蠡测政治，世人镜鉴。本书的叙事方式，采用的是所谓的“世说体”，各段各篇大多没有完整的情节，有的只是细节，因而书中所叙述的事件大多粗疏简略，有的不是缺少具体的时间，就是缺少具体的空间。但即使如此残缺不全，也不妨碍它的价值，因而可以说，它有一种残缺美，它省略了因果脉络，只是把最主要的微言大义展示给今天的读者。
有两种大异其趣的说法，一是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二是干大事不拘小节。读这本《非常道》（第二辑），笔者认为前者更有道理。慈禧太后之祸国殃民，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也没有形成黄头文件、登载于报纸，当然更没有时间表路线图，都是随兴所至率意而为。清廷对属国一向豁达，但慈禧坏了祖宗成法破了例。朝鲜发生叛乱，朝鲜高宗之父大院君李罡应被缚押北京，幽禁在保定。高宗屡次上疏乞恩，清廷权贵也多为求情，但慈禧坚不允准。三年后，高宗的乞恩表又一次到达朝廷，光绪的生父———军机大臣奕譞也为其求情，慈禧默然良久微微笑着道出了醉翁项庄之意：“我这样做是有深意的，是为了让那些有儿子做了皇帝的人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难道我对李罡应还能有什么仇怨吗？”奕譞恍然大悟，战栗不已。数年后，清廷才释放了李罡应。李罡应本是一个亲中派，回朝鲜后，即改为仇视中国的立场。慈禧本无懿德，更无兼济之才、治国之术，却偏擅长于勾心斗角、玩弄权柄，她立载湉为帝，却疑忌载湉生父，这本是家事，而她却将此家事放大之国政外交领域，其祸害中华民族可谓“无微不至”。慈禧薄寡恩，对家人、亲属尚且不讲情面，对臣民毫无情意实不为怪。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至少在表面上）是儒家那一套，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慈禧己身不修、人性又失，她弄权47年，实为我泱泱五千年中华之大患。
以上说的是统治者，民众呢？清醒明智的往往也只有少数人。书中《颟顸》（第三）的最后一段讲：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国人的思想被严重束缚，人格被严重限制，审美被严重扭曲。八十年代初，李谷一唱《乡恋》，但就是这样一首旋律简单、风格质朴的“准流行歌曲”，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口诛笔伐。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的举动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写了很多内参。《辽宁日报》为此专本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说：“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样讲的？……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确实，20多年前，流行音乐被诋毁的很多，如邓丽君的歌曲被诬为“靡靡之音”，王结实、谢莉斯的唱法被诬为“资产阶级滑音”，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被诬为“妓女等大兵”，端的是泱泱大观者也。
不要以为只有刚从黑屋里走到阳光下的人才会晕头转向，即使已进入了21世纪，有些人的脑子照旧混沌一片，死不开窍，且自以为是，惟我独尊。这几年超女红遍大江南北，有人便又坐不住了，称：超女低俗，如果任由它存在，会误导青少年，应动用行政手段封杀。社会早已价值观多元化，某些人的脑袋中却还只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真理！
虽然历史不会像电影那样简单重演，人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每一代人遇到的情况都是具体的，不同的，但其逻辑却是有相同之处的，因而学习历史的人不能奢望从历史中得到具体的答案，历史给予后人的只能是抽象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