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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吸引我眼球的，却是素来以奇闻怪论见长的《泰晤士报》岁末发表的一篇题为《未来是橙色的》（The future is orange）的短文。作者罗格·道森（Roger Dobson）的奇论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出生地影响人命运，北纬53度盛产数学家”。说实话，这在科学界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观点。不过，这些争议性观点在主流媒体的频繁出现，引起我对命运的一些思索。未来经济当真将是橙色的吗？
不管是地理学家，还是生物学家，每个圈内都有不少人坚信：地理纬度与人的健康水平、国家的财富总量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比方，最近罗斯托克大学的研究报告显示，出生地的纬度、出生年月决定着婴儿在子宫中受到太阳辐射的多少，将直接影响人出生后的命运。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份研究报告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人的出生月份会影响人的寿命影响确实存在。12月出生的人，活过 100岁的概率要比平均水平高出16%；而6月出生的人，则要降低23%左右。统计还显示，12月出生能平均多活3年左右。
不可否认，这是非常有趣的研究结论。研究者企图通过用既存的经验数据来说明地理决定了未来的一切，小到个人的才智，大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习惯了“帝国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家来说，尽管还无法提出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人在时间和纬度上的才智差异，但分析经济增长和财富水平的地区差异，可谓得心应手。实际上，地区经济差异问题正成为当代经济学家寻求突破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不过，经济学家更喜欢将这个橙色的命题说成“地理决定论”，可惜的是至今都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橙色世界。
且不说这些研究的数据和方法问题，仅在历史的实践上，这一橙色的“地理决定论”还存在着两个无法跨越的悖论：
（1）“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在公元1500年时相对比较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人、阿芝台克人以及印第安人，都被他们的财富所腐蚀，并最终消亡。相反的是，那些在公元1500年比较贫穷的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地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却成为相对比较富裕的国家行列之中。这是阿西莫格鲁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所提出的最新问题，他们的这一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
（2）“李约瑟之谜”（the Needham Puzzle）。曾经创造了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工艺技术水平。但为什么近代那场声势浩大的工业革命却发生在并无多大技术优势的西欧，而不是发生在中国？这同样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思考。尽管黄仁宇的技术历史观点、林毅夫的人才禀赋观点以及王亚南的官僚政治理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这一迷惑，但经济学家随后也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反驳这些解释。伊斯特利在《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中探索》一书中，就模拟了两个虚拟国家“威纳米比亚（Venambia）”和“新加湾（Singawan）”的不同经济增长轨迹。结果惊人地发现：即使两个国家在相同的制度、技术、文化以及政治体制等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随机因素（或者说是运气）对于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经济学家一直都坚信亚当·斯密所创立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神秘力量，但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家宁愿相信世界是白板一块，也不愿接受橙色的宿命。他们相信，这两个悖论只是色彩斑斓世界中的冰山一角而已，经济和民族的未来命运与历史、地理以及气候都有一定的联系，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只是，既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挂在嘴边，津津乐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