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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奇女子董竹君，1900生于上海，父亲是洋车夫，母亲是洗衣女佣。13岁时为替父母还债，沦为青楼歌女。14岁逃出火坑，与革命党人夏之时东渡日本，后贵为督军夫人。因不满父权夫权统治的封建家庭桎梏，29岁时毅然出走，抛弃富贵荣华，白手起家，独立抚养四个女儿，被誉为“中国的娜拉”。35岁时在友人资助下，创建了锦江川菜馆，先后接待过杨虎、杜月笙、陈毅等各色人物，董竹君也以其特殊身份曾为共产党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1949年后，原华懋公寓改建高级饭店，将全部资产捐献予国家，成了“红色资本家”的董竹君出任老总，店名沿用了锦江川菜馆老招牌，这便是今日上海滩著名的锦江饭店。
上海“锦江饭店”之名号，缘于董竹君对老成都东门外“望江楼”割不断的情缘，缘在其夫君夏之时乃辛亥秋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著名将领。古时成都，因盛产锦缎（蜀锦）又名“锦城”。据说，锦缎在环绕锦城的江中濯涤后光彩异常，是为“锦江”。锦江河畔的望江楼因唐代女诗人薛涛而著名，乃蜀中名胜之一，同时又以修竹繁茂竹品奇绝而蜚声四外。苏轼有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一生爱竹的董竹君立志在上海滩开设川菜馆，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锦江”二字。上海锦江从不依附黑社会恶势力，也不攀附国民党，更不屈从日本侵略者。董竹君在三者间巧妙周旋，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对时局判断准确、把握得当，锦江逐步发展、壮大。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历史往往惊人相似。”的确，历史的演进有它自己的规律，历史中的那些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是不可替代、不可回避的。比如，当史家们还在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究竟始终于何时、封建社会本身的标准是什么而争论不休时，他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封建”一词这个术语早已从书斋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熟语，一个术语变成一个熟语，不仅具有语义学上的意义或某种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年轻时代的胡适就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的婚姻制度，倡言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在公众的语境中，“封建”早已蜕去分封建制以及君权神授的面纱；在公众的史感中，“封建”就是皇权，就是传统社会的集权专制和某个人某个集体构建的极权体制。这种话语权的转移或旁落，与其说是学术的悲哀，宁可说是学术的荣幸。不过，当公众在潜意识中如此来理解、使用“封建”时，公众也同时完成了自己的显意识的构建──希冀圣明天子、青天大人。热播了一阵子的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康熙微服私访”，特别是“生死抉择”引起全国电视观众注目，或可为此研判的一个例证。换一个说法，观众心目中的“封建”，就是这么一个模样，一点也不矫情。从经济角度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是靠不住的；术语的封建与熟语的封建在这里合二而一了。极而言之，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场“封建幻影”。学者们也许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中国共产党却意识到了这一点———力图寻求实现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形式。也就是说，即使仅仅在经济意义上讲，现代中国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格外艰巨。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国有经济为什么要进行战略性调整或改革？条块分割、部门垄断、地方封锁、行业禁入、有法制而无法治、产权虚置、上下交争、中央地方博弈、强领导弱管理……具备不具备“封建”特征？内耗不止、资源流失、粗放增长、边效递减、“系统腐败”、“区域腐败”，特别是刘青山、陈希同、陈良宇之辈，像不像严嵩、和珅、年羹尧？再看看恶名远播的假棉毒米以及“农凯”案、“基金黑幕”案、“社保”案，等等，各位也许就会更能明白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力量的支配下，或者说是背负着这种历史的重压，而走过来的。也许，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会继续在这种历史的重负下走下去。
“未出土时便有节，到凌云处也虚心。”如今，当人们再次步入锦江时，川菜大厅门扉依旧，店徽———竹———依然如君；再品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麻、辣、鲜、烫、酸、甜、苦、寒、香、脆、椒、咸……味蕾泛起的，是不是百味杂陈的自由人生？
望江楼上望江流，
人自望江江自流；
人影不随江水去，
江声不断古今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