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没人否认；比较优势理论构成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无可质疑。

　　比较优势理论的创始人是李嘉图。在完善和挑战斯密“老祖”“绝对优势”学说的基础上，李嘉图“二祖”开了比较优势理论之先河。

　　“老祖”认为，各国间生产技术上的差异会造成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贸易各方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因为这比自己什么都生产更有利。“二祖”则进一步提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

　　“二祖”的比较优势理论弥补了绝对优势学说的理论缺陷，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不足：一是虽解释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但没有进一步解释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二是认定各国将以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的见解，与现实不符；现实中，各国大都会生产某些进口商品的替代产品，而避免完全专业化生产。

　　20世纪初，赫克歇尔和俄林两位从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差别出发，解释了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的不同，以此说明比较优势的产生。这个解释克服了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中的局限性，认为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与劳动力一起都在生产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而各国生产要素的储备比例和资源禀赋不同，正是这种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禀赋上的差别才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斯密和李嘉图贸易模型以及H-O模型实质上都是把国家间先天赋予的生产条件差别作为贸易基础的，因此从李嘉图到20世纪中期以前的比较优势理论被称为外生比较优势理论。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与盛行与当时粗糙的产业状况紧密相连。当时产业的生产形态是劳动密集而非技术密集型，国际贸易的主要产品是香料、丝绸、烟草和矿产等，而国家的资源、资金与技术还处于发展中状态。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这一使命注定由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来完成。

　　比较优势理论体系的学者们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体系以及从专业化、技术差异、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角度完善和拓展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个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的垄断竞争模型，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内生所决定。90年代，梯伯特进一步总结并集中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为比较优势的源泉。但多勒尔(Dollar)等学者却认为规模经济并不能充分解释比较优势，他们认为，以规模经济来解释比较优势主要是针对现代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日益增加的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只能部分解释这些国家中的专业化，而技术差异才是对这些国家专业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释。

　　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从研究与开发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们发展了一个产品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多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据此来研究通过研发产生的比较优势和世界贸易的跨期演进。格罗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动态分析不仅推进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而且方法也有较大创新。他们的模型很明确地处理了对私人投资研发的激励和研发活动的资源要求。

　　杨小凯和博兰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工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这就将专业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

　　进入新世纪，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尝试从更新的角度来分析国际间的比较优势。格罗斯曼和麦吉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各国间的比较优势。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影响。他们发现，一方面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征，而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特征。

　　费希尔和卡卡尔则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与比较优势伴生着的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惟一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