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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立春早于过年。立春那天正好是周日，我正奔走在故乡齐鲁大地上。那一天晴朗温和，过往的每一个地方，都让我想起读过的历史，就禁不住想说说故乡的文化。
当山东被主要分为齐国与鲁国时，我的家乡寿光属于齐国。春秋战国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诸子游学，寻遍天下机会尽施才能的时期，也是百家兴起而争鸣的年代，随之积累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儒学文化。这儒学文化自是源于并集成于齐鲁大地。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大成至圣孔子，到战国正酣时鲁国的“革命性”圣人孟子，再到为诸子百家画上句号的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都与这齐鲁大地有缘。当然，你也会反问说，荀子并非齐鲁之人。但别忘了，这位“刺取诸子，综合百家”并教出了思想家韩非子与政治家李斯的最具批判精神的长寿思想家，15岁就游学齐国，并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荟萃的学术中心———齐国的临淄担任过“稷下学宫”的主讲，并一度到秦国宣传儒学而碰壁后又回到了齐国。
就古时的齐国与鲁国而言，文化也并不完全相同。鲁国出思想家，曲阜的孔子，毗邻而居的孟子，都是鲁国地盘上最杰出的思想家。思想家出多了，这文化便带有严肃的味道，而且从仕的气氛较浓。那些鲁国饱读史书者思想深遂，怀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但遗憾的是，很少能在鲁国寻得实现这伟大抱负的机会，只得周游列国找寻明主。去得最多的地方恐怕是齐国，在齐国也确实大多受到礼遇，他们的思想也在齐国最早得以展显效能。我们读《孟子》，齐王问政的篇章居多，便是一个明证。
齐国思想家相比鲁国少，却重视有学问的思想者，能够招贤纳士，擅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当政者与百姓的实用主义较强，文化氛围也就较为轻松。春秋时的齐桓公，重用管子为相，广纳良策，终使齐国最早称霸于诸候之中。战国时的齐宣王多次求教于孟子并施行其建议，也使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盛者。
从齐国始起的山东半岛一向重视商业，经商传统源远流长。管仲就曾做过商人，在得到齐桓公的器重并任宰相后，十分重视发展商业与理财，使得国家经济实力日盛，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早也最著名的财政思想家与实干家。
重视商业的同时，古代的齐国更是将农业的精耕细作视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以至到北魏时的寿光（古称益都）人贾思勰（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写出了一部划时代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这部书被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盛赞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内中对谷物、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栽培经验的描述细致之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烟台苹果莱阳梨”会闻名于世，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寿光成为现今中国的重要蔬菜基地了。
实用主义的哲学，孕育了官民务求实效的精神，促成了农商的繁荣与稳定，随之带来的是比较轻松与略带休闲的文化氛围。最典型的体现便是，17世纪时的山东淄川蒲家庄人蒲松龄所写的极具浪漫主义精神的杰出著作《聊斋志异》。
说到有关经济的思想，鲁国的思想家们同样有着独到深刻而超前的历史眼光。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孟子努力使齐国的君主认识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可以说是风行现代的“制度经济学”核心精神———“产权制度”的思想源头。只是后来的统治者们，要么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制度下“家国不分”，要么在“一大二公”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剥夺了个人的财产权，没有遵照与实施孟子的这一伟大思想，代价便是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即便是就那些颇为正统严肃的思想而言，齐鲁思想家也各有特色。早于西方苏格拉底82年出生的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近两百年才出生的孟子，前者相对闲雅宁静，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后者却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给人以“凡事紧张的感觉”。孔子并未明确提出人性是善还是恶，而孟子却明确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孔子对政治社会秩序持调和改良态度，孟子则持可以“改弦更张”的“革命性”态度。再到后来服务过齐国的荀子，一些观念更是迥异于孟子，最明显的是明确反对“人性本善”，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只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与磨练，并加强社会制度建设予以制衡约束，才可能从善。荀子的这一思想，比近代西方法制核心理念奠定人休谟提出的“人人都是无赖”的思想要早2000余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上孕育并沉淀着一方的特定文化。从这一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地理学派”还是有其可观察到的现实根基的。尽管在当今全球化几乎要席卷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生活方式的趋同性似乎在加速，但如果没有了文化的差异性，这世界也就少了活力与色彩。不是吗？匆忙赶回家乡过年的人们，各自的老家有着各自不同的风俗，这风俗对向往家乡的人们来说是那么地亲近与不可或缺。退一步讲，如果这过年的风俗都一样了，还有什么人文景观能吸引春节期间外出旅游的人们呢？
（写于2007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