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些增长模型普遍认为资本集聚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即高储蓄率促进经济高增长，因为高储蓄率能满足高资本投资的需要。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的对比。196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平均储蓄率为25%，而拉美国家除了智利（平均储蓄率为20%）外，平均储蓄率仅为14%。研究表明，智利在1960年至2000年间单位劳动者GDP年均增长率几近2%，高储蓄率功不可没；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更是得益于此。
最近的模型则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贫穷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是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推动经济增长的，增长途径则是通过吸引能够带来技术领先的国外直接投资。在发现新技术能带来巨大利润的过程中，国内资金可以通过为国内企业融资而促进国内企业在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同时，推动本国经济不断发展。因此，国内储蓄对于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高储蓄率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而言，1990年代以前，高储蓄率确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急需的资金，而且投资-储蓄缺口压力颇大，大力吸引外资成了当时从地方到中央的共识。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产生的丰裕资金的日趋增多，以及国际上自由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加速，国内投资-储蓄缺口转变为储蓄-投资缺口。所谓储蓄-投资缺口，是指投资率低于储蓄率，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出现缺口，从而储蓄未能全部转化为投资的一种现象。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较高，但自1994年始，我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且近两年来的储蓄-投资缺口出现扩大趋势。
伴随着储蓄-投资缺口不断扩大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FDI）尽管在个别年份因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所下降外，几乎平均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国内资金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大量外资仍然流入？看似奇怪其实很容易理解，原因只有一个，资本回报率高。至于为什么资本回报率高，有两个原因，一是各种对于外资的优惠措施如低税率提高了外来资本的回报率；二是在与国内资本竞争的过程中，国外资本占据了上风，因此高回报项目也花落人家。就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益处而言，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技术转移或溢出效应。商务部去年发布的《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也提到，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这一问题。可以说，对于外资在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中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为什么国外资本会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回报率和更高的投资机会，当然这里有随国外资本而来的天然的对于利润敏锐的嗅觉，也有伴随资本而来的更高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有国内制度设计对于国内国外资本的不同待遇或某种程度的歧视，也有国内资本市场自身存在的缺陷如金融中介的不发达、寻找高回报率项目的成本过高等因素。我们这里不想全面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国内资本受到国外资本挤压这一问题，只是想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即国内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态势不符，或者说是经济增长对于国内资本特别是储蓄资本的敏感性日渐缺乏。
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末，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投资和出口，而外资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换个角度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一部分收益被外来资本收入囊中。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即使有，也主要是来自国内资本的推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综合国力已迫在眉睫，这不简单是一个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更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立足于世界的基石。这恐怕是我国政府及时提出创新型国家战略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如何提升国内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已不简单是一个让国内资本能及时公平地获取经济发展收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一部分（主要表现为国内储蓄为居民的主要资产，国内资本的收益将有很大一部份来源于此，而国内资本的收益的获取也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回流至居民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一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加快培育国内资本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一旦出现不可预知的社会经济风险，外资撤离的真空必须由国内资本来弥补，否则后果将极其严重。事实上，国外储蓄仅能部分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而只有国内储蓄才能为大部分投资融通资金，并支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鉴于此，我们认为，培育国内资本的竞争力，除了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完善资本市场等制度建设之外，应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转变国内资本流向，将国内资本纳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整体框架之中，吸引国内资本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既能够充分利用当前国内资本充裕的优势，也能够使国内资本在一个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未来经济发展主导模式中占据优势地位。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