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昌是谁？他现在的身份是被上海市检察二分院依法批准逮捕的一个涉嫌经济犯罪的人，此前，他的身份是上海市虹北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虹北公司不是上市公司，不用搞信息披露，因此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这个总经理职务是否已经被解除。
在浩浩荡荡如过江之鲫般的腐败分子队伍中，这个杨荣昌也许是排不上号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很有一点典型性。最新一期《新民周刊》揭露了此人的丑恶嘴脸，我们不妨把他当作一只“麻雀”来解剖一番，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腐败分子是如何在堂皇的口号下，利用企业转制的机会一步步地蚕食国有资产，盘剥职工利益的。
杨荣昌任职的虹北公司，原先是一家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有许多资金搁死在一个“烂尾楼”上，据说杨荣昌一出场，问题就解决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就使这个“烂尾楼”活了起来。杨荣昌趁热打铁，向上级部门中虹集团提出了改制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虹北公司的资产被评估为1000万元，由中虹集团持股30%，杨荣昌个人持股70%。
第一个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既然持股70%，即使按内部优惠价，杨荣昌也必须拿出400多万元真金白银。在此之前，杨荣昌只是虹北公司的一个国家干部，他从哪里拿出这400多万元？原来，他是用虹北公司资金垫付给中虹集团，这种游戏实际上是中虹集团把一个下属企业70%的股权送给了杨荣昌。就这样，杨荣昌由于有了公司老总的身份这个特权，他可以自己不花一分钱，就把一个国有企业占为己有。普通职工中即使有人真拿得出这笔巨款，要想染指转制企业，谈也不要谈。对中虹集团来说，表面上的账做平了，但对杨荣昌来说，一个国有企业就这样改头换面，成了他的私人资产。我们不能不悲哀地承认，这正是目前一些国企转制中常见的“路线图”。
这次转制以后，虹北公司已改变了国有企业的性质，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杨荣昌已经成为这家私营企业的老板，可是他居然仍然握着中虹集团另外两家仍是国企性质的企业的权柄。中虹集团属下的那两家所谓的国企，已经千疮百孔，亏损累累，为了安置这两家企业的职工，有关部门拿出170多万元作为安置费用，但杨荣昌拿到这笔钱后，却没有向职工通报，而是把它挪作他用。在他的淫威之下，职工们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辞职，工作无着，生活无依。
第二个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杨荣昌已是私营企业的老板，他甚至因此而与中虹集团解除了劳动合同，但为什么还能管理中虹集团其他企业呢？这也许是中虹集团的一个“疏忽”，但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说穿了也很简单，中虹集团正希望杨荣昌这个“能人”出手帮他们渡过难关呢。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正在显露出来，职工群众的利益诉求也在强化，但一些企业的领导人，不是把职工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期望着有“能人”、“强人”出来对职工进行弹压，来帮助他们解决麻烦。看一看杨荣昌的作为，他要想一口吞下这笔安置费，就只能靠对上媚言欺骗，对下冷脸相向的恶劣手段了。正是在上级部门的纵容下，他才能有恃无恐。但是，类似杨荣昌这样的“能人”，在今天的企业里实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既然中虹集团的两家国企仍在杨荣昌的手下，他自然是要“有所作为”的。杨荣昌提出，要把其中的一家国银公司的房产卖给虹北公司。尽管中虹集团知道虹北公司事实上拿不出钱来购买国银公司价值2400万元的房产，但集团还是一口答应，而且居然以600万元拍板成交了。实际上，真正的买家是一家医药公司，仅仅在几天以后，国银公司的这一房产就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杨荣昌坐收渔利1200万元。
第三个问题在这里又出现了，明明是2400万元的房产，中虹集团怎么愿意以600万元就卖出呢？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其中的问题。在办理过户手续时，税务人员曾经对办事人员发问：“是不是你将房价写错了，怎么可能把5000平方价值几千万的房产以600万元卖给你们？”办事人员自然无法回答，于是过户也没办成。报道中写道：“杨荣昌知悉后，动脑筋把此事解决了。”杨荣昌动的是什么脑筋，报道没有交待，但杨荣昌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冥思苦索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他要动用许多关系是不用说的，用金钱开路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那么，那些为虎作伥的人现在在哪里？
通过这一系列的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杀鸡取卵，明抢暗偷，杨荣昌无疑已经成为芸芸众生中“先富起来”的人了。但毫无疑问的是，杨荣昌的“发迹”，正是得力于所谓的企业改制，当国有资产“无厘头”般地消失的时候，当企业职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正是杨荣昌之流的腰包日益膨胀的时候，他因国有企业亏损而兴旺，因国有企业破产而发达。
杨荣昌现象并不是孤立的，通过解剖杨荣昌这只“麻雀”，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腐败分子是怎样利用企业转制的机会在化公为私的。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毫无警醒，依然迷恋于用所谓转制来甩掉亏损企业这个包袱，依然迷恋于用杨荣昌这样的人来包打天下，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一个杨荣昌倒下了，千万个杨荣昌还会“茁壮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