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前北京部分医院使用价格较高的抗菌药用量显著增加，而廉价的青霉素类药品用量却大幅减少，这也成为群众人均药费负担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

　　笔者在美国公立医院看病从未遇到过医院故意使用高价药的问题，因为美国公立医院的医生只负责治病救人，资金由政府财政支出，即医院没有盈利压力，其逐利冲动从根源上得到抑制。但在我国，政府对医疗领域的投入存在较大缺口，使医院带有天然的逐利性，医院的行为很容易被利益所左右，以任何一种管理方式都很难有效抑制住医疗的逐利冲动。因为医院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企业的特性。其实，在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是发改委还是卫生部门，都很难真正有效地去遏制医疗机构的乱收费行为。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如果卫生部门严格禁止乱收费，由此所产生的资金缺口由谁来填补？

　　这种制度设计随后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医院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对高价药情有独钟，因为高价药中可加入的利润更大，医院可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国，过去由于新药注册比较简单，许多成分相差无几的药品换上一个新包装立即身价倍增，这类药品由于成本并未有显著变化，利润的空间很大，常常受到医院的青睐。同时，高价药中的回扣等金额也更高，对经手者个人也有许多好处。而且，由于前一个原因，有关部门实际上很难对高价药滋生出来的暴利和腐败因素进行严格监管。由此，医院无论通过何种手段，谁得到的利润最高，谁本身的受益就最大。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如果不用高价药反倒奇怪了。

　　如果医疗机构的运转费用不能得到财政保障，有关部门除了对诸如高价药、大药方这样的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一旦医院的逐利特性暴露出来，医院与企业一样会表现出贪婪的一面。而且，现在的监管机制很难真正对医院的违规行为进行像样的惩罚，微不足道的惩罚不足以增加医院的违规乃至违法的成本。更何况，作为上级主管的卫生部门还与医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监管职能根本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因此，只有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把解除医院的资金顾虑与严格监管同步进行，在确保医院分享一部分利润的同时也防止其逐利欲望过度膨胀，才能够促成其回归救死扶伤的固有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