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实现持久的经济增长，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则停滞不前呢？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苦苦探究其中的奥秘，希望为发展中国家找到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他们开出了一剂剂药方，但大都以失败告终。这又是为什么呢？纽约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威廉·伊斯特利的话一针见血：所有的药方忽略了一个根本经济学原理———激励。伊斯特利在世界银行工作达16年之久（1985———2001），长期从事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研究。他在其专著《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中反复论证，经济学家为欠发达国家开出的药方包括投资援助与直接投资、发展教育、控制人口、依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到根据改革表现减免债务，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摆脱饥饿似乎遥遥无期。

　　确切地说，投资并非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在伊斯特利眼中，重要的是致力于强化未来的投资激励，让各种投资形式发挥作用，而不是考虑“需要”多少投资来维持目标增长率。由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物质投资并非经济增长之源，技术进步才是第一源泉。因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有技术进步才能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从而抵消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长期持续经济增长才成为可能。

　　特别值得中国人警惕的是，我们一直受到投资增长理论的影响，有一种天然的冲动想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可低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扭转，结果是制约了可持续发展。而说到增长方式的改变，技术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教育是一味灵丹妙药。关键是人们如何利用知识，而不是拥有的多寡。在一个政府对经济实施广泛干预而又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社会里，最有知识和头脑的人都涌入政府机构参加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去创造财富，人们更愿意从事获利丰厚的寻租活动，而非生产和创造性财富，如此一来，发展教育的结果还会有助于经济增长吗？所以，只有当教育和技能有得以发挥的制度环境，经济增长才不是海市蜃楼。由此可见，近几年持续升温的公务员报考热，无论是对于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还是对于建立一个规范、透明、法治的政府，都不是好消息。

　　有鉴于以上种种，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如果不加区分地减免债务会扭曲激励机制，不可能转变为经济增长。显然，举债度日、寅吃卯粮的政府，今天如此，明天亦会是如此。诚如伊斯特利所言，糟糕的管理导致了巨额债务。若管理没有改善，债务减免就不能使穷人受益，也不能换来经济增长。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诺思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就曾分析说，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等，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一言以蔽之，给经济滞后开药方时必须牢记：每个人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只有当所有的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国家和政府具有正面的激励，繁荣才有可能出现。就政府而言，经济衰退多是由于政府越位或缺位所致，也即诺思所言“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