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读上世纪初期经济学资料的时候，我发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时几乎所有知名经济学家都钻研过财政问题，发表过相关专著。原因无他，“财政学”一直是我国古代的“主流经济学”，要控制中国这样大国的政权，赋税体系、货币制度等一系列财政核心问题，总是最关键的。

　　一些西方经济制度在晚清慢慢传入国内，比如现代企业形式、国际贸易规则等，可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发展衍生产物：银行和国债。随着西方几代经济学者对赋税和货币性质的研究逐渐深入，有识之士开始总结反思中国的财政体制。历史上，中国有很多次财政失败的教训，这也成为我们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直接入口。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万国公报》上编译连载《泰西新史揽要》，后来结集出版，堪称严复翻译《天演论》和《原富》之前影响最大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其中涉及经济学的部分，主要就是介绍西方的经济体制和基本财政制度。

　　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在中国发轫，发展势头惊人。而中国经济卷入世界经济，货币本位体制又多次摇动，造成经济震荡，于是报纸上充斥着讨论财政问题的文章。当时还没有权威的经济学者，有识之士都可以各抒己见。不光梁启超、章士钊这样的学者名流利用媒体摇旗呐喊，就连工商大亨荣德生也写过一册《理财刍议》，自费印刷数百册四处传布，用个人经验为国家财政出谋划策。

　　民国初年出洋去学经济的学生，带着急需解决的中国经济问题去海外寻求新知，他们日后大都成了出色的中国经济学人才，在中国财政改革中作用甚巨。

　　陈焕章是第一个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中国人。他所著《孔门理财学》严格来说应该属于思想史和经济伦理学范畴，但其中大量篇幅讨论中国传统的财政政策。中国向无个人主义经济学传统，一切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国家利益。陈焕章的开创性思考表明，要发展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就一定要整理回顾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践，许多特殊的经济政策远在欧美经济学家视野之外。比如“厘金”制度，至今仍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陈焕章之后，有两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值得一提。一位是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首的马寅初，另一位是当年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的学位，博士论文是《纽约市的财政》。陈岱孙稍后在哈佛大学拿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麻省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毕竟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哈佛大学在麻省，两人如此选择都有资料获取上的考虑。

　　而两人不约而同的选择都是在美国研究当地的财政制度，学成之后则迅速归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改造国内的财政制度。两人的博士论文都在美国获得极高评价，不过显然他们自己对纯粹学术上的贡献并不是很在意。两人看重的是，用现代方法研究美国财政获得美国人的肯定，那样用于中国实践才算可靠。

　　财政改革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个火烧眉毛的问题。毕竟美国财政制度已经运行多年，渐渐成型稳定，而中国的财政制度正处于设计的关键时期。马寅初选择同时给学生、买办和政府官员上课，传播基本财政理念。陈岱孙则在学院里专心研究，更低调一些。据说有一次陈岱孙开财政学的课，考试题目只有一道，“假如我是财政部长”。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陈的思想关怀。陈岱孙对自己研究的要求极高，曾经收集了国内外无数财政基本资料，准备精心写一本论述中国财政问题的大书，可惜毁于日军战火，令他痛心不已，无力续写。

　　耶鲁毕业的何廉也有着类似的想法。他是著名经济学家费雪的嫡传弟子。费雪对宏观经济和经济周期的研究至今仍被认为经典。可是何廉回到国内，创办南开经济学系，教授的却是财政学。何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时也有一些教授照搬国外最新教材，在课堂上大谈经济周期、金融市场什么的。可是中国尚没有系统性的工业，更没有规范性的金融市场，学生凭空想象那些东西，又能学得几成？所以这些潮流很快过去，但何廉为南开奠定的搜集统计资料、实证分析财政政策的学风长期保留了下来。

　　在财政学领域，还有一位哈佛毕业生卫挺生。他读的就是财政专业，与陈寅恪、吴宓、梅光迪等人交往甚密。回国以后，卫曾做过大学老师，参与组织了“中国经济学会”，也做过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秘书。从1928年起，卫挺生开始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实实在在地开始影响中国财政政策。卫挺生先后著有《财政改造》、《南美三强利用外资兴国事例》、《中国今日之财政》等书。抗战爆发，卫挺生又撰写《战时财政》等书，尽一个财政专家最大力量维持财政局面。

　　抗战之后，卫挺生去了我国台湾，转而研究“徐福东渡”这样的文化问题。何廉去美国讲授“中国经济问题”课程。马寅初和陈岱孙也先后放弃了财政学的研究。中国财政学研究的高潮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