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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商业部的调查，美国药品在别国的售价平均要低18%-67%。同样的药，在美国卖1美元，英国是0.69美元，德国0.65美元，加拿大0.62美元，法国0.55美元，意大利才0.52美元。差价如此大，难怪美国人要去境外购药，而去加拿大就更容易了。如果这个药品进口提案能够通过，受益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和老人等，因为他们更可能没有医疗保险。但类似的提案已多次胎死腹中，因为反对的利益集团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力。布什政府就宣称，这样的提案若通过，将减少药物公司收入，危害美国在药业的国际领先地位。
为什么美国药在国外价格更为便宜呢？流行的解释是，其它西方国家推行了公费医疗制度，能以国家的实力与医药公司谈判、杀价，从而国外药品的零售价要比美国便宜。但仔细分析起来，价格差异是表象，反映出的更是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今天，一个新药物的开发，往往要经过很多年的努力。药业研发投资大，投入时期长，风险更大，只有5%-10%的药物能够通过最后的临床试验。若以前期试验中发现的化合物计算，则平均每5000种成份的实验才有一种最终进入市场，而那些投入研发的公司，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能够收回投资。但为什么还是有人愿意干呢？因为新药有专利保护，通过了FDA的审批，就可以进入市场，那是垄断经营。
但垄断利润也有期限。专利申请通常是在化合物发现之后，而专利保护期是20年，由于实验过程可长达十年时间，所以新药可享受的专利保护期也就是十多年，但那是一个暴利阶段。这也是合情合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公司既然有投入，应该给予坐享其成的机会，更何况暴利也只是暂时的。如Eli Lilly的Prozac是抗忧郁药，2000年的销售额是25亿美元，可专利在2001年8月到期后，非专利药品马上就出现在市场上，价格便宜太多了，公司损失的销售额达90%。
可是，完全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药品价格，似乎也不很合理。首先，公司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会因投资已收回，就减价销售，而是要在保护期内实现最大利润。如，Pfzer发展起的Vigra（伟哥），起初是治疗心绞痛，但在临床实验时意外地发现它的副作用，从而发展为男性的性用药。产品入市后，第一年销售量就超过10亿美元，今天的销售已进入50多个国家，投资早已收回，可它的专利要到2011年才到期，还在继续大赚。
其次，多数行业都存在着制约价格的因素，那就是竞争。虽说那些有专利保护的行业，没有此种竞争的压力，如电影、出版物、软件等产品受版权保护，那是独家经营权，可也并不是说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顾客可在消费和不消费之间选择，价格若太离谱就卖不动了。最近笑星赵本山到纽约市演出，最初开出的票价是498美元一张，那有谁买呀？最后还得降价到40-50美元。而药业就算是例外了，药品不仅有专利保护，而且关系到健康和生命———那可是无价的呀！在自由市场下，实在可以漫天要价。Glaxo Wellcom公司的Zantac，是抗溃疡药，在全世界都热门，1996年的销售额大约是30亿美元。可到1997年7月专利期过后，非专利药能以低于80%的价格出售。假如是生死攸关的药，那该是什么价呀？美国新上市的抗艾滋病药Fuzeon，一年疗程价钱是2万美元，那不是因为成本贵，而是———只此一家，别无它号。
其实，药品业与水、电、煤气行业有着相似特征，与民生相关，业务又具有垄断性质。可在西方那些是属于管制行业，价格和业务都受到了政府的监管。西方国家鼓吹自由经济，但市场运行若无法达到最佳社会结果，政府也要干预。所以，那里还有反托拉斯、环境保护、最低工资等立法，以克服市场的不良结果。同样的，自由经济若无法使药品业达到最佳社会效果，政府也应以行政力量纠正。很多西方国家这么做了，所以药价能比美国更低。
这种干预减少公司从新药开发所获得利润，也就是对知识产品价值的制约，从而也是对创新动力的一种压抑。从长远角度看，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所以，政府对是否要干预，应在多大程度上干预，要能统筹兼顾，既要考虑积极因素，也要认识消极因素，要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利益间选择一个最佳平衡点。然而，每一个社会作出的选择，又会受到自身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历史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美国政府在药品价格上选择了不干预政策。这在形式上是保护商业利益，却也体现了更本质性内容：更重视知识产权、更尊重私人财产权。这一文化传统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样的社会环境能给予创新者巨大的物质回报，从而更加鼓励发明创造，激发出更大的创新动力。无怪乎，当代最重大的科技突破，往往产生于美国。但无可避免地，这样的社会环境也孕育了更多的不公平，不合理。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买美国药要付更高的价格，为什么从境外邮购药品也算作非法，为什么美国的穷富差别比其它西方国家更加悬殊。
中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又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