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向看看，上海、深圳的这两个地区的综合改革又怎样了呢？笔者在各种会议、论坛上仔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会下交流讨论，总的感觉也是都挺难。
先说深圳，它的综合改革提出了四个要点：一，港深一体化共建国际大都会，在制度创新上寻求突破（这个话题已经说了不下十年，总的看来实践突破不大）；二，两税合一之后，关注特区的政策硬件配置；三，想把特区更名为自由贸易区，在现有保税区基础上转型，以自由贸易园区的形式用好自由港政策，并准备了大、中、小三个实施方案；四，发展高端服务业。从这四个要点来看，其核心是要建立自由贸易区，改革内容指向自由港。
再说上海浦东，配套改革围绕“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共十一项主要内容，涉及面广，也作了大量的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应该注意的是，最近上海理论界发出一个声音，希望中央在综合改革试验上，给上海更大的试验权，提出“国内放出两条快艇”，把上海建成“特别行政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因为称“特别行政区”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其实质是“一国两制”，只有香港、澳门以及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可以这样称。且不提台湾，仅以港澳而论，澳太小，上海理论界真正想效法的还是香港，这与深圳的意见不谋而合了。
为什么两城这样设计综合改革试验的路径？我想这与实践中的困惑直接相关，即改革面临的突出困难有两点：改革的方案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现行体制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而用自由港的新“特”来满足改革的制度供给，当是解决与国内现行如网一样多方制约的冲突的有效选择。
这种声音隐约折射出沪、深对综合改革的前景期望，即更宽的市场经济制度，更高的开放度，更大的自主权。沪、深尚且如此，天津滨海新区综合改革方案的迟迟不能出台，也就不难理解了。笔者无意抱怨综合改革的慎重性。古人曰“事缓则圆”，动手之前“庙算胜”是应该的，但“只争朝夕”似乎也不能偏废。毕竟“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试想如果一种整体改革设计在各方面都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没有丝毫“越雷池一步”，那还不是温吞水吗？
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实施综合改革试验有两个要点：其一，所谓的“先行先试”一定是在没有先例（起码是在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的突破。因此先行先试就一定要与现行的各种规范相碰撞。中国的立法，特别是涉及对外开放的诸多立法，都是滞后的。这没有什么错，因为对我们不懂的东西，一定是实践在前，通过实践，找到某种规律才能立出好的法来。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必定与时俱进，规范总是跟在后面，先行先试是要有一定风险。试验应该允许试错。关键在于，如果最后的有试错底限准备，经过判断若能够承受，是可以先行一试的。如果以“没有先例”来让改革消足适履，求全责备，先行先试岂不是一句空话？！
其二，综合改革试验天然是通过一个区域来进行的，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把所有的部门放在一起，在其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考虑改革，才叫综合改革。既然中央定下了几个试验区，那么下面的操作一定要“有限放权”。这种有限放权与试验区改革的“有限目标”相一致，说白了，就是类似承包经营，先行商定（中央与综改试验区）一些原则，其实就是中央已经批准的几个试验方向。有限放权的涵义是：不能要求税收减免、不能要求中央让利、不能破坏环境、不能总是修改城市规划、不能滥占耕地（哪怕是确定总指标也行）、不能侵占农民的利益、不能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资金支出不能造成大量坏账等等，即改革不能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矛盾。在这些框架下，如何运筹，体制、机制怎样改，要看这些试验区的智慧了。可以先采取默认的方式，任其出牌，第一步总要迈过去。中央给予关注和评估就够了。其实，真的改革，试验区怕的不是不放权（不放权就没有责任），而是真的放权。搞糟了要负责任，只要有这一条，相信试验区各级组织面对各种矛盾必当“大改革如烹小鲜”，绝不会胡来。权力和责任相一致，就不会出大乱子。
“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经济体制、机制总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调整，改革是永恒的主题。综合改革方案千呼万唤难出来，可以理解，但“摩擦系数趋于零”的思路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