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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下午，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的27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取消利息税的提案。提案发起人、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会长王超斌在下午小组会上，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其他26位委员的联名支持。
利息税始于1950年，当年颁布的《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对存款利息征收10%（后降为5%）的所得税，1959年利息税停征，1999年再次恢复征收。恢复征收利息税的理由有二：一是为了抑制储蓄的过快增长，“把储蓄赶出去”，刺激居民消费和投资。二是为了缩减贫富差距。
现在来看，这两个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利息税的征收对抑制储蓄的增长几乎没有任何作用。相关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如2000年，我国的利息税收入约为150亿元，同期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6万亿元；2001年利息税收入约为279亿元，储蓄存款余额增长到7万亿元；2002年利息税收入约为300亿元，储蓄存款余额达到8.7万亿元；2003年利息税收入为280亿元，储蓄存款余额增长到11万亿元；2004年利息税收入达到320.76亿元，储蓄存款余额上升到12.4万亿元。
储蓄率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这说明，征收利息税无法阻止储蓄的增长。大量调查表明，居民储蓄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吃利息”，而是由于对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和未来支出不确定性的预防，目的是为日后养老、子女教育、防范失业等做准备，不论利息税多高，这些储蓄都不会有明显减少。利息税对分流储蓄的作用因此而变得无效。
利息税的增收同样也没有能够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在开征利息税后，中国的消费率较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较许多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再加上利息税，很多时候存款实际上已经是负利率，这等于是间接减少了居民的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从来都是刺激消费的强大推动力量，开征利息税等于反其道而行之。
利息税也没有能够缩减贫富差距，相反，从开征利息税至今，恰是我国贫富差距以更快速度拉大的时期。我国的储蓄状况是，80%的人拥有20%的存款，而我国的利息税征收既没有采用世界各国通行的所得税收优惠原则，也没有采取累进税率的规则，而是按照20%的比例“一刀切”征收，这对富人的影响有限，而对穷人尤其那样预防性储蓄的损害则比较大，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社会公平。
而且，利息税的征收使居民存款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储蓄从青睐长期存款转为活期或短期存款，增加了存短贷长的银行潜在风险。
近年来，我国内需屡拉不动，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与出口，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取消利息税，相当于提高储蓄利率20%，基本上可以解决活期与短期存款利率为负的问题，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拉大内需，同时，也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改善居民的存款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