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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
冯维江
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稍早时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针对“变化中的力量格局”这一主题，提出“金融实力才是决定因素”。此言不失为年会对中、印等国恭维有加之热烈氛围下的清醒之语。意即从金融力量这项指标来看，世界格局的变迁并不如制造业等产业力量指标所反映的那样醒目，而前者显然更为切中大国兴衰的肯綮。
金融与经济增长乃至国家兴衰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又是怎样的关系，非常值得思考，也是埃思里·德米尔古克－肯特和罗斯·莱文所编辑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致力于用大量数据来验证的重要命题。
所谓金融结构，在艾伦和盖尔的《比较金融系统》中已被精辟而细致地类型化为两大典型。其一是银行导向（bank-oriented）的金融系统，也即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作为主要的资金动员机制的金融系统。其二是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的金融系统，也即资金的募集、风险的分散等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进行的金融系统。经过详细比较，艾伦和盖尔的基本结论是，德国的开户银行体系和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均属于银行导向的金融系统，而美、英盛行的则是市场导向的金融系统。
在艾伦和盖尔的工作的基础之上，《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用更为广泛的国别数据来仔细研究金融结构和经济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新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构并公开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国别金融结构数据库，提供了涉及150个国家和地区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金融公司、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规模、效率和业务活动的信息。作者竭两年之力完成这样巨大的基础性工作，对于金融结构研究贡献甚伟。
其次，明确将金融系统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从金融结构研究中区分了出来。假如单纯考虑银行占资本市场总值比率这个指标，那么奥地利、突尼斯、德国等固然跻身银行导向金融系统之列，而孟加拉、埃及甚至伊朗亦忝列其中，这并非因为伊朗等国银行发达，而是因为它们的股票市场实在太不发达。为此，《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又用存款货币银行国内资产占GDP比重这个指标，将低于中位数的国家（即便其银行占资本市场总值比率显示其为银行导向金融系统）视为银行系统不发达国家，以示区别。对市场导向金融系统的判别也作类似处理，即将资本市场总值占GDP比率在中位数以下的国家排除在市场导向金融系统之外。经过这番处理，对金融结构的研究才更为准确细致。
第三，从多国、产业以及企业层次全方位验证了金融结构与国家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市场导向或银行导向金融系统中，国家和地区并不增长得更快，金融依赖的产业并不扩张得更快，新企业并不更容易创建，企业获得外部资金并不更容易，企业的增长并不更快。意即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与金融结构并无关系，而与金融部门整体发展水平和法律系统对外部投资人的保护水平等有显著关系。换句话说，一国采取了怎样的金融系统均无关宏旨，要害之处在于其金融系统足够发达。
就金融系统而研究金融系统，得出上述结论自是顺理成章之举。但若从埃思里·德米尔古克－肯特和罗斯·莱文等人的研究中暂时跳出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解释，即长期经济增长的获得，可能不仅是因为与该国高发育水平的金融部门的互动，也可能是因为该国金融系统恰好与其企业系统之效率相契合。
我们至少从理论上可以区分出两类企业系统，即以人力、财力（资本）和物力为主要投入要素的传统产业中的企业构成的系统，以技术、信息作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新兴产业中的企业构成的系统。显然，两者所要求或适应的资金动员和风险分散机制有较大差异。前者生产链条细密，产出的多为市场广泛接受的成熟产品，工艺精湛可靠，风险可控，回报稳定，其利润主要得自空间上集约成本而致的规模收益。后者则以开发新产品、创造新市场为主，风险较大，回报颇高，其利润主要得自时间上领先同侪所得的创新收益。
金融系统的重要功能是分散产业系统中的风险。从长期看，以技艺称雄的传统企业系统，什么阶段风险较为密集，什么时候风险较为舒缓，是可以按一定的概率予以确认的。所以，通过银行导向金融系统的跨期风险分散机制，就能够将系统风险安排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将生产周期性波动释放的风险平滑掉。当然，这一般只能由那些与产业系统发生稳定联系的银行中介机构来安排。同时，银行机构也能通过对可知概率的风险管理，获得相对稳定（长期利率）的回报。
但以技术创新为利润源泉的产业则面临截然不同的局面。开创性的发明属于孤立事件，受随机因素影响，没有人知道指向某一创新的投资能否成功，由少数固定的银行机构投资创新，风险太大。因此，只能通过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机制来分散风险。市场允许个人分散投资组合对冲特殊风险，投资人可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调整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如果金融市场足够发达，就可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大量不同的金融产品，同时也提供了大量横向分担风险的机会。这样的金融系统才能支撑起创新型企业系统发展的需要。技术创新虽然风险较高，不过一旦成功，将会带来巨额回报，所以总体来看，创新收益足以回馈金融市场。
基于以上设想，传统企业系统与银行导向金融系统更为匹配，而新兴企业系统与市场导向的金融系统更可相得益彰。 而一个国家若是企业系统停留在传统产业阶段而非要移植或创建一套市场导向的金融系统的话，结果恐怕是灾难性的。只是要验证上述结论，我们至少需要如《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作者们一样，搜集数据并建立一个类似规模的分国别企业结构数据库，结合现有的国别金融数据库来综合分析企业系统与金融系统的契合状况及其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过这已远非本文所能担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