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观念中，金钱历来都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干净的，一种是肮脏的。其实金钱作为人类的一大创造，被人类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是无所谓干净还是肮脏的，之所以被人加以区分，全在于人们赚钱、取钱的手段、方法的正当与否———以正当的手段、方法得到的金钱，就是干净的，反之，以不正当的手段、方法得到的金钱就是肮脏的。

　　面对金钱，拜金主义的金钱万能论和仇视金钱的金钱原罪论，都是极端狭隘的偏见，不足为训。有价值的金钱财富观是：承认人的自利性，人追求金钱财富是天经地义的，有与生俱来的正当性，同时，这种正当性又是有边界的，边界就在追求金钱的手段、方法的正当性。历史上的思想家，大多持这样的见解。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此言，即谓人的自利性，而他在《货殖列传》中记录的货殖人物，多以正当手段、方法发家致富，即所谓“取之有道”，所以他才会对这些人物用一些溢美之词，如“人富而仁义附焉”。

　　荀子也是头脑清醒的思想家，他也承认人的自利性，倡导人追求金钱财富要有正当性，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此言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人有自利性，也有君子之偏好，大多希望取钱以正道，用正当的手段取得金钱财富。杨绛女士在她的《干校六记·凿井记劳》一文中讲，她在河南罗山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当地农民常常偷她看管的白薯、菜、树苗、黄豆。言辞之间流露出了怨艾。后来有位署名九指的先生借用杜甫诗句为题写了一篇《不为困穷宁有此？》，对杨颇有揶揄之意，大意是，农民要不是饥肠辘辘，困穷无告，怎么会偷你那几个白薯。在那“形势一派大好”的毛泽东时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许农民养母猪，农民卖个鸡蛋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得农民饥寒交迫，农民不知礼节、不知荣辱是毫不奇怪的。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许多人富裕了，有的还上了富豪榜，但也毋庸讳言，多数人的“第一桶金”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干净。在举世皆浊，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大环境中，难得的是仍有一些人出污泥而不染，拒绝同流合污，抵抗住了诱惑，坚持只赚阳光下的利润。他们不向贪官污吏行贿，与政府中人保持必要的距离，在夹缝中拓展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孙大午、王石就是这样的精英，尽管只是凤毛麟角。这几年，“仇富论”甚嚣尘上，令人宽慰的是，自2003年5月孙大午被捕，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孙大午一边，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人们能够分得清是非香臭，辨得出富人的财富是净是脏。

　　有人说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三年，而王石和他一手创办经营的万科如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二度春秋。他何以基业长青呢？这两年上海反腐风暴倒了不少高官巨富，万科公司在上海也有许多项目，他何以没被牵连进去呢？原因就在于，王石经营房地产生意，从不往政府部门设计的招、拍、挂的陷阱里跳，他只在土地二级市场拿二手地，仅2006年，万科上海公司就在上海拿下了11快地，全部是通过二级市场。王石们肯定知道，这样虽然少赚不少钱，但安全有了保证。而正是安全，给王石们提供了永续经营、持久赚钱的环境。索罗斯尝言：“潮水退去后，就会看到谁在光着屁股游泳。”万科相继拿下中房、恒大的多幅地块，均位于上海中环及内环。王石有时候也有不平之言，说万科这么好的企业因为“太守规矩”拿不到市中心的好地，只能转战城乡结合部，但经过两年来的调控，许多公司出局，万科谈笑间便昂首进城了。

　　中国人中的少数仁智之士已经拓展出了一条创富的光明正道，虽然他们走得很艰难，但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榜样。高水平的广告创意人员总是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广告人、中国移动请王石代言“我能”电视广告，正是对他的创富与成功的肯定。北京一房地产开发商老总公开喊出“学习万科好榜样”，其实应该学习王石们的不仅是房地产开发商，在其他领域，王石们的创富之道、成功之路也是值得推广的。不跳潜规则的陷阱，不抓油锅里的钱，不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不趁着月黑风高，而在阳光下，也能取得干净的利益，这是我们今天优于以往之处———这既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个人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