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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红牛”是能量饮料，“金庸”是武侠小说大师，“五粮液”是高档白酒；可你知道“红午”是什么？“全庸”乃何方神圣？“王粮液”究竟是个什么液体？
当年金庸作品进入内地，一时间“洛阳纸贵”，图书市场上便有一帮坐享其成者“搭便车”，推出了署名“全庸”“金唐”的武侠小说，这“全”字“唐”字一草写，跟那“金”字“庸”字哪还分得开？还有效尤者推出“红午”饮料，图案与“红牛”相似，不出头的“牛”一舞（午），真还没多少人发现其中有诈。某古都街头公共汽车车身上有“王粮液”广告，这“王”字一草写，与那“五”字竟然成了“真假猴王”，粗心之人，根本就不会想到其中的差异。又看到一个“三粮液”，也是草书，把“三”“五”“王”的草书放在一起，到底谁是谁，一般的消费者分得清吗？也真是难为了这些人，居然能把汉字书法的妙处发挥到如此地步！可谓费尽了心思。只是把精力放在投机取巧上，哪还有真正的发明创新？自明以来，在中国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发明的，为何只有一个“詹天佑挂钩”？恐怕与取巧的恶习不无关系。
中国人取巧何以至此？这不由人想起了一件往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许是出于“励志”的考虑，有关部门编发了一批中外名人的箴言以激励青少年。在大中小学教科书中，也有对爱迪生（Edison）和爱因斯坦（Einstein）的赞扬：他们工作勤奋，功绩巨大，是划时代人物。但这种溢美掩盖不了某种既可悲又愚昧的偏见。
比如爱迪生关于天才的名言，几乎都以“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为然。原外教社《大学英语》第三册第六单元“课前讨论”引用爱迪生的名言：
Genius is 1％ inspiration and 99％ perspiration.
（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教师用书对此的阐释是：
Hard work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a successful person. Inspiration is essential，but only constitutes a very small part.
（对渴望成功的人来说，辛勤劳动是最重要的。灵感固然重要，却非成功的决定因素。）
爱迪生的原话如下：
Genius is 1％ inspiration and 99％ perspiration. Accordingly a genius is often merely a talented person who has done all of his or her homework.
（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因此，天才只不过是那些做好了自己功课的聪明人。）
我理解，爱迪生这句话其实有条件地承认或强调了灵感的重要性：只要你有百分之一的灵感，就具备了天才的禀赋。抛洒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百汗水的人多着呢，为什么难见甚至根本不见天才？就因为缺那百分之一的灵感，抑或根本就没有灵感。而教科书之所以如此用心打压灵感，多半是基于反对唯心论、唯灵论的考虑：不能承认灵感，不能承认先天的资质和禀赋；因为一切都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和学习。只是这一来，就苦了一代青少年，因为一切都是后天习得的，苦读、死记硬背、应试教育便理所当然。苦读抹杀了兴趣，死记硬背埋没了个性，应试教育扼杀了灵性；思想的嫩芽还来不及成长开花就枯萎凋谢了———这不可悲吗？
又如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God does not play dice.”），一些译本却变成了“不存在掷骰子的上帝”。这显然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基于科学与有神论的关系问题的考虑。同牛顿一样，爱因斯坦虽非虔诚的信徒却有自己的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s），他认为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及不确定性观念就像上帝掷骰子一样不可相信。这是他的本意。可“不存在掷骰子的上帝”，就抹去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作为有神论者的一面。恩格斯曾对鸭嘴兽犯过非此即彼的错误，正是这个“鸭嘴兽教训”促成了《自然辩证法》的问世。可见把握辩证法有多重要。把科学与宗教截然割裂开来，把科学事业与个人信仰截然对立起来，显然不是辩证法———这不愚昧吗？
伦敦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D.贝尔纳曾说道：“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西方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中国文化不经过彻底改组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不过从中国已有的成就可以看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的确，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做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绿漆石山”之类（云南富民县勤劳乡梨华村老首山采石场，数千平方米的裸露山体全部被富民农林局用绿色油漆喷刷了一遍，一时间成了海外媒体的笑料）的荒诞事，表明中国社会还存在诸多既可悲又愚昧的偏见和做法。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教兴国，需要“执两端而守其中”，消除既可悲又愚昧的偏见和做法。为此，就需要从文化传统和现实结构着手，一方面革除迂腐意识形态羁绊，一方面打破僵化政治信条戒律，让“信耶稣的归耶稣，信恺撒的归恺撒”，以便把细心、踏实和分寸感充实到发展的基础中。
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有理由相信：中国对科学不仅可以做出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而且可以做出比西方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