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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实行大国战略。如果继续推进小国的、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国家可能面临出口额愈高、经济效率愈低的局面。”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李稻葵教授，对中国对外经济困局的战略根源提出了这样的大胆思考命题。在他看来，“大国战略”是一种既有益中国，又助推世界经济的更开阔的思路。
从清华到哈佛
1964年出生在北京的李稻葵，因幼年随在外交部工作的父母下放到湖南、江西等地五七干校的那段动荡生活而练就了极强的适应能力。直到不愿再虚度时光的父亲在干校同事们都在苦苦等待回北京时所做的那个引起震动的决定———去四川大学继续从事印度研究，李稻葵随父去了成都，童年生活才算安定下来。1980年，年仅16岁的李稻葵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经济系。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复建后的清华经济系管理信息系统专业第一届本科生中，李稻葵是最用功的一个。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机遇降临到他的面前。时值“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考试，成绩列全国第二名，被邹教授推荐申请哈佛的留学资格。但由于是第一年，一切手续都拖得较晚，以至错过了申请截止期。而此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帕金斯恰好来北京，他很欣赏李稻葵，便安排他先做哈佛访问学者，次年再推荐他入学。
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结束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后，1986年李稻葵正式进入哈佛经济系攻读博士，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以及亚诺什·科尔耐，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他于199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经济学)学位。
李稻葵在哈佛时的留学同窗，茅于轼、樊纲、胡祖六、钱颖一、白重恩等，现在大都已成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或新锐力量。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洋学者，有着强烈的改革参与意识。浓厚的“改革情结”影响着这一代人的学术道路和人生选择，李稻葵算是其中的典型。
从哈佛毕业后，纽约大学商学院的金融系和密歇根大学的经济系同时向李稻葵发出了助理教授的邀请。金融系的工资比经济系整整高出一倍，而且纽约大学的金融系水平不错，当时自称全美排名第四，而它的隔壁就是华尔街。但为了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经济学研究，李稻葵最终选择到密歇根大学的经济系任教，同时兼任该校的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997年，李稻葵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1999年，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研究空间，李稻葵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选择了能更近距离观察中国发展的香港科技大学。这时，他的研究与母校清华大学连接在了一起，2002年，清华大学将他作为“特聘教授”请回母校。经过两年的磨合，如今李稻葵利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假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全职工作，并创办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把中国改革实践升华为理论
李稻葵的学术之路一直与他心中的大命题“中国的发展”紧密相依。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稻葵就开始重点研究国企，提出了既非“管理派”又非“产权派”的主张———深入所有制和产权的改革。并由此引发与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者张维迎的论战，成为经济界一时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并不能截然地用某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如乡镇企业，产权不明晰却收效甚大。因此，李稻葵曾提出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主张在改革中采取有合理性的次优安排，从而逐步推进改革的深化。
李稻葵认为，应当把政府行为纳入研究视野，只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推动改革进程，这也是他研究的独特之处。他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变迁对一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和政府的行为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在胡佛研究所期间，李稻葵看到中国政府官员行为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由以往以个人政治生涯为目标转变为通过地区发展显示个人政治能力的模式，由打击组织经济发展转为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巨大的变化令李稻葵热血澎湃：在美国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十余年，却始终只能徘徊于边缘学科，而且“美国如何因应中国兴起”的研究目标与自己出国留学的初衷可谓南辕北辙。终于，他走上了回归的道路。
回国后的李稻葵又进一步调整了研究思路。他很肯定地说：“中国目前需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回来后，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与国际学术界同行对话。对话不等于照搬，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李稻葵说：“我的研究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但做这种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大国战略五点思考
目前，李稻葵将主要精力放在关注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和跨国经济制度比较研究，以及中国经济的大国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他的“大国战略”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李稻葵认为，从实际经济活动角度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中国还是极度开放的经济体，这样的国家必须对经济发展有深刻的思考。然而，虽然有很多改革经验，但中国发展战略思维却很落后。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对外国市场的依存度出奇地高；中国的核心生产技术依赖外国企业；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界自然资源；中国经济的贸易比价日趋对中国不利。以至于中国经济目前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即中国生产什么，什么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就下降，中国进口什么，什么产品在世界上的价格就飙升。
如何挣脱这个困境呢？李稻葵的答案是，中国发展战略需要新思维，即“大国战略”。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对外关系的问题上，多年来一直受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左右。即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国际间劳动分工的效率，使之为国家经济服务。但李稻葵认为，这个理论已远远不适应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在世界经济史中，从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从非常落后的状况直追发达国家的先例。而大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其贸易比价对大国本身的发展是不能忽略的。所以，一个大国一味追求比较优势，势必使它陷入以上所述生产什么什么就不值钱、不生产什么什么就值钱的尴尬局面。因此，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战略，即要实行大国战略。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的大国战略，李稻葵列了这么五条：一，建立国内统一的大市场、提高内需；二，在重要体制上要有制度创新，如土地制度、外汇等；三，要在重大技术上有突破，如能源、农业技术等；四，要有灵活创新的政策新思维；五，要有大国外交意识，合理利用国际经济的各种规则，并在WTO的框架下，发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桥梁的作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他还特别强调，大国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谨慎处理国际金融的挑战，尤其需要注意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维持一定的升值压力，树立信任度，再逐步开放。
只有中国能提出独特经济命题
在回清华任教之初，李稻葵就曾明确表示不干行政，因为他认为自己回国的意义在于走出一条学术新路。他眼中的这条新路的前景是：“全世界经济学家大都跟在美欧等国的思路后面走，他们研究的问题是从美欧自身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问题。现在只有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只有我们才可能提出独特的经济命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绝对有可能对世界有影响、有贡献。长期坚持必将有收获！”
这位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交谈中坦率真诚的年轻学者，怀着对学术的无比热情，但却声称最盼望退休，因为那时他才可以尽情去做他感兴趣的事。然而，李稻葵的兴趣又是那么的广泛：音乐、戏剧、体育，还有修汽车。少年时就随父亲去看京剧、话剧，留学时常跑去看篮球赛、听音乐会，现在每周还要和大学时代的体育老师赛场篮球。
如果说对艺术的爱好是来自家传，那么对于体育的钟情和从修汽车中自得其乐，则透露了他生命中清华岁月的清晰烙印。热爱生命与运动、理性思维与动手能力超强是典型清华学子的特征。李稻葵正是这样一个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修车高手，和能从修汽车中琢磨出哲理的人。但他却自认是个很不像工科生的人，他喜欢与不同行业背景的人聊天，善于从中学习借鉴。他欣赏兼容并蓄精神，已将之注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
这不，李稻葵现在开始研读起古代汉语了。原来，他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学富矿，他一直希望将现代经济学研究与中国古代的经济史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