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就需要重新定位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任务。在解决内外经济失衡的问题上，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已相当显著，而应让财政政策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故此，货币当局必须对货币政策的多目标要有所取舍，不要在部门间的博奕中自缚手脚。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短期内，人口数字及劳动力总数是基本固定的，经济增长主要反映了劳动生产率增加。如果劳动生产率上升，这意味着，要么是收入上涨并可能引发通胀，这个调整属于相对价格变化，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所导致的高通胀性质完全不同，要么是本币大幅升值。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之间存在着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会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点，但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

　　像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控制了很多要素资源以及垄断了一些行业准入制度，导致了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差别较大。当下市场化改革就是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个发展过程，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能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等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是真正确立了。如此，随着不断修正曾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和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全社会商品价格随之上涨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也是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当下改善内外失衡的关键在于变革收入分配结构。为此，一是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就应当减少政府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二是要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作用；三是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要使用税收机制，并根据能源和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来调控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五是要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六是要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比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起上下游企业之间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就会出现目前的情况，资源价格扭曲导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影响无法得到传导，即无法反映经济过热特征。从表面上来看，日常消费品价格没有什么上涨似乎暗示了经济不存在通胀。但从实质上来看，这却挤压了下游企业利润，扩大了下游企业的亏损面，并最终导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银行对通胀目标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故此，我们认为，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必须在价格和汇率做出权衡———“轻价格、保汇率”应是现阶段的最为现实的选项。也就是说，要稳定汇率和平衡国际收支，以此为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从目前来看，央行最优的货币政策工具仍是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两大工具进行搭配，并可配合使用发行定向票据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