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什么最值钱？人才！”几年前在《天下无贼》中，葛优说出了这句之后流行了许多年的台词。何为“人才”？各类书籍中都没有标准定义，按世俗的理解大概起码应该是有用的人吧？至于何为“有用”，继续推理下去就更加复杂了。现在世面上最有用的似乎是手里有些“资源”的人。

　　一直以为“资源”是指物产，比如中东拥有石油资源，长江流域有水资源。说到某人很有“资源”，以往我会以为他是地主，家里有几亩地或者鱼塘。直到几年前的某一天我才恍然大悟，现在社会上所说的“资源”并非指这些。一天下午，某个刚办不久的行业杂志的主编从广州打电话给我，之前我一个文友把我介绍给他当编辑部主任。文友吹嘘了一番我的文笔如何如何了得，所以接电话时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并且做好了尽量低调的思想准备。不料这位主编大人一句也没有谈及文章，开门见山地问我手头有没有资源？

　　“资源？我没有啊，我老家有套旧房子，不过房主是我父亲，他老人家还健在……”我说。

　　“您真幽默。我们南方人说话直接，办实体嘛都是为了经济效益，我们聘请您，当然首先是要考虑您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利益。比如您在宣传系统有没有关系？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能不能争取到一些客户……”他开始循循善诱。我终于明白了，所谓“资源”是指人脉方面的。

　　我最终没有加盟这家据说很有前途的杂志，不过后来渐渐对于“资源”的重要性加深了理解。一次，表舅忽然打来电话，气急败坏地说去一家公司讨债与他们老板发生争执，现在与保安打将起来，要我随便找个记者朋友过去曝光。大概是现场形势紧急，说完他就挂了。虽然我在一家小杂志当编辑，平日也写过些文章，可是报纸记者并不认识几个，编辑认识得比较多，但都不是我一个电话能够呼之即来的。于是，可怜的表舅最终没有等来“杀手锏”，晚上挂着彩上门鄙视了我一番：“亏你妈说你写了好几年文章，在报上常常发表，原来都是吹牛……一个记者都调不动，这么多年文章白写了。我今天是又受伤又丢人啊……”

　　面对表舅的鄙视，起初我还不以为然。写文章是为了调得动记者？否则就白写了？这是什么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李白、杜甫都应该遭到鄙视了。然而，事实证明表舅的思想是很有群众基础的。我的“文名”被一些亲朋好友传播开去之后，时常受到这样的称赞：“写文章好啊，和报社里的人混得熟了，有什么麻烦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原来写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获得“呼风唤雨”的资源，可以为自己和朋友排忧解难。

　　也许是因为群众文化水平有限，不能正确理解写文章的意义，但我很快找到了一个同病相怜的难友———在高校当老师的刘先生。在高校当老师在如今可是比公务员更体面的金饭碗，可是刘先生却也得不到周围人的羡慕或者尊敬，在他们眼里他是个不怎么样的大学老师。

　　“我们楼下张老师那是什么水平，前几年就在外面承包了一个印刷厂，院里面学生的复习资料都是他垄断印刷的，现在别墅、汽车都有了……”刘太太对我说。原来她们眼里的好老师也不是学问有多好，授课有多受欢迎，而是属于开发利用“资源”去挣大钱的人。可见不久前媒体披露研究生选择导师，往往紧盯那些富翁教授，想必也是想借用富翁教授的“资源”沾光也提前富起来。

　　当拥有“资源”的多少成为衡量各行各业所有人才的世俗流行标准，原本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被扭曲了。无论你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职业，公关能力都成了首先要培养并且不断“升级”的能力。如果你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那么在本专业再怎么钻研也是没有“资源”的无用之人。这种风气下，人际关系也变得过于势利起来，有“资源”的人互相交换“资源”，变得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容易致富。没有“资源”的人荒废本职，把主要精力用于寻找开发“资源”。

　　《贞观长歌》里有一集讲唐军北伐颉利，在选副帅时，百官都推荐尉迟敬德，唯有房玄龄推荐新秀李勣，李世民犹豫再三选择了尉迟敬德，结果尉迟敬德谋略不足不听李勣劝告出了大错。李世民反省自己的用人之道，说：“文官需要圆，能够平衡方方面面关系就可以了，才能稍有不足还可以忽略。武将是实打实要上阵较量的，没有真本事是万万不行的……”其实目前社会上的大多数工作更像武将，需要专业上的过硬，就本职工作而言，并不需要多少“资源”开发能力。一个社会就整体而言，更需要每个人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才能使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

　　21世纪最缺少的不是“资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