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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即人都是有理性的，换句话说，人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中国也有一句古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与中国的这句古语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尤其是坐落于中、东部的四所师范大学，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生源质量本来就很高，考生是凭借自身的巨大努力和获得的高分进入这些师范大学的，他们毕业后的期望值相应地也很高。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其期望值显然不是到西部支教，而是进入繁华的都市就业，即使当老师，也是在都市当老师，而且重点大学提供的都市就业的机会也很多。试图通过事前合同约定的方式让他们先到西部支教三年，恐怕与其期望值相距甚远。更何况，三年后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他们还要为这些不确定性“买单”，或者说要付出成本，而这些成本是否低于当初因免费而少支付的教育成本，则是一个未知数。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部分学生有到西部支教的崇高理想，不过，这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并不矛盾，因为“收益最大化”中的“收益”并非一定是物质利益。但是，就目前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区域差距看，追求物质利益无疑还是第一位的。
从目前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看，尽管老师早已不是过去的“臭老九”，物质待遇也大大提高了，但相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高，平均收入至多也只能纳入中等阶层。笔者曾参加过很多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大部分情况下，接待官员的规格都高于教授，甚至排座次，一个处长都会优于教授。在笔者家乡，一个科级干部回乡会威风凛凛，百姓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而我这个教授回乡则较少有人理会（更何况中小学老师）。因此，追求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高于教师的其他职业，成为莘莘学子的理性选择实在无可厚非，尤其是那些付出高昂成本考入重点大学的学子，就更是如此。他们会想方设法在条件好的都市寻求好的职业，以期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更指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回上学的成本。
相对来说，对于考入地方师范院校，尤其是西部师范院校的学生来说，由于个人努力、天赋、家庭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入学的成绩不高，其未来就业的期望值也相应地会低一些。尽管其中不乏志向远大者，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通过考研，希望再跳一次“龙门”，也像重点大学的学生那样，赢得有更多进入都市就业的机会。但社会提供给他们再跳“龙门”的机会有限，成功概率也不高。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可能要在当地寻找就业机会。如果这时政府扶持一把，即提供免费教育，那么他们当中的相当部分是愿意在当地当教师的，尽管内心可能有不情愿的成分。由于上学是免费的，毕业后在当地或者西部就业当老师的收益尽管不高，但能够弥补较低的教育成本，收益减去成本是正数。如果他们不接受免费教育，毕业后在当地或西部当老师的收益就很可能低于教育成本，而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弥补不了，毕业后仍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户口限制逐渐放开，劳动力流动逐步加速的情况下，即使地方或西部师范院校的学生，也会到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此时收益增加的期望会增加，免费师范生教育的吸引力也就随之下降。因此，鼓励师范生（也包括非师范生）当教师，尤其是到西部地区从教，关键不是四年的免费教育，而是极大地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解除教师的各种后顾之忧，使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
最后重申，我是拥护师范生免费政策的。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享受免费大学教育的学生更多一些，其中包括非师范生以及所有家庭困难的学生。因为大学是否收费，收费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而是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有不少“穷国”的国民享受着免费教育，就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