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重庆市著名的“钉子户”博得了评论界一片赞扬。如今法院判决已经生效，虽然这幢房屋至今还矗立在那里，但冷静地想一想，其实它的拆迁已经在所难免。不过，回顾这个著名网络事件的整个过程，了解公众的普遍情绪，寻找其中的法律依据，对更好地处理此类事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一事件的积极意义就在于，重庆市政府部门没有像以往在拆迁产生纠纷后的一些地方那样，自行组织强制拆迁，而是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所以，从程序上来看，重庆市政府有关部门及参与的有关机构应该赢得公众的尊敬。
按照我国城市规划法和相关法律，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拆除违章建筑，政府部门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决定强制执行。这项规范所包含的含义是，政府机关在涉及拆迁问题时，必须主动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不得自行作出决定、自己执行。
现在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重庆市是否应该组织大规模的拆迁活动？公共利益的含义究竟如何体现？
公共利益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国物权法起草过程中饱受非议的法律概念。笔者认为，公共利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普遍性。所谓合法性是指公共利益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譬如，根据防洪法或者其他的法律，政府机关可以征收征用公民的财产，但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法律依据，比如没有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规定，那么，政府组织的拆迁行为本身就不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不具有合法性。
但是，中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授权性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涉及公民财产的事项作出一般性规定，同时在法律中授权行政机关就法律的实施作出具体的规定。而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行政法规或者授权政府部门制定部门规章，具体落实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在房屋拆迁法律体系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层层授权的法律规范链条。通俗地说，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法律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收征用公民的财产，而行政法规则授权政府部门制定补偿标准，部门规章则提供补偿标准确定的具体程序。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中，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财产权利被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如果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抽象性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那么最终必然会承担败诉的后果。
所以，如果不了解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不了解公共利益实施的具体行为规则，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些地方拆迁方会处于强势地位，而被拆迁方则处于相对无奈的境地。本来财产所有权人可以坐拥财产，从容地提出自己的条件，可是在现有的城市房地产拆迁法律体系中，被拆迁方却在不知不觉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只要房屋拆迁部门提出谈判价格，那么，被拆迁方就不得不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利而四处奔走。因此，不改变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不堵住公民权利流失的创口，那么，今后此类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我国物权法将公共利益限定在法律范围之内，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伟大创举。但是，如果法律仍然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调整公民的财产关系，特别是调整政府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那么，我国物权法的这项规定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所以，必须改变授权性立法模式，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问题，不得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方式，规范公民的财产权利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调整公民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规范———比如税收关系大多仍然表现为部门规章，而在我国物权法中，又间接授权行政机关在住宅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制定具体的土地使用费缴纳办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已经通过，即将生效的物权法的一大遗憾。
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需要系统的法律规范，如果法律体系存在漏洞，或者，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法律是漏斗形状的法律，那么，这样的法律文件越多，公民的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一定要树立宪法至上观念，减少法律体系缺陷给公民财产权利造成的损害，切断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侵害公民财产权利的渠道，让公民的财产权利始终处于安全的状态。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