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又当怎样参与历史的变革？

　　施蛰存曾有否定的观点，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来记录历史，不必直接参与社会的变革。

　　施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历史变革、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群情聚焦，有部分人不可避免会成为公众攻击的焦点。这其间，特别是那些喜欢说话、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常常成为批判、嘲讽的对象。

　　远的不说，这几年的文化界、财经界，余秋雨、郎咸平、谢国忠、易宪容……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像施先生那么做，他们不旁观而是参加，甚至引导理论的潮流，于是都引来不小的争议，当然，也有名声。特别是后两位，在这几年的房地产舆论界，每每因为特立独行的言论掀起不小的风浪，最后甚至危及到自己的职业，留给时人一片唏嘘———他们是不是太傻了？

　　撇开观点的正确与否，从个人的立场，我对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致以敬意。

　　福柯曾无奈地说：如今专家很多，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这实在是他那个时代的落寞。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和历史、社会以及民众脱节，他们的任务就是社会批判、潮流反思和趋势预判。知识分子常常因为自己的言论被批评，这是正常的，因为谁都要为尝试付出代价，这些在不久后就将成为社会和历史的财富。

　　当然，敢于说话和勇于批判，从来不代表可以乱说话、胡批判，为谋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弄一些噱头去娱乐乃至误导大众。房地产舆论界，时有这样的趋势和人物，每每站出来危言耸听，弄得市场一片茫然，却未予半分益处。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于右任赠蒋经国一联说得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驱，是批评的先锋，当然应该有认知和分寸：说有把握的话，发表成熟而有益的言论。

　　哗众取宠、以言博名，那实在是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度。

　　批判者，本身就不应当置身于批判之外。谨言慎行，就值得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