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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不同于小国，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它需要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泰斗张培刚教授在他的《新发展经济学》中把大国发展的难题归为以下五方面：第一，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第二，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第三，区域经济不平衡；第四，农业落后与工业协调发展的矛盾；第五，内源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
我们还可以为“金砖四国”找出很多共同点，但不太为人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它们都实行了分权治理模式。“分而治之”几乎成了所有大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大国发展道路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必须架构一个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保证地方政府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实际上，正是地方政府行为取向是大国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根由，并将中国与俄罗斯、印度的分权区分开来。在一次印度之行后，北京大学的姚洋教授近日发表了长文《印度随想》，深感印度分权体制中的“泛政治化”，拉取选票和复杂的民主过程耗费了公共部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反对市场、过度管制的立场非常坚定，并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是什么让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得以转变的呢？而又是什么使得这一转变成为可以置信的呢？中国的策略就是分权，把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企业、给农民，也下放给地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虽然起源于中央政府根本理念的转变（倡导改革开放），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成功地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了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变。近十年研究文献的共识是，中国作为财政联邦主义国家的事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然而，分权并不必然带来增长。同样依赖分权治理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绩效可以极为迥异：有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如瑞士和美国），而有的则是较穷的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中国由此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而类似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则增长乏力。这意味着，需要对中国的分权诉以更为细致的分析。
地方政府所具备的“企业家精神”解释了转型国家绩效的相当部分。在这一点上，中国幸运地走在了转型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经济分权和政治集中的中国式分权架构：有效的财政激励让地方政府可以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多的果实，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治激励又鞭策着地方政府官员不能裹足不前，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资使得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囿于为本地区的现有利益服务。这些方面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经济增长，以及为何如主动地向增长型的政府转变。
然而，当一个政府完全被企业家精神所支配时，它也极有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政府。中国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的“二元”政府：它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不遗余力，而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却未尽其责。地方政府将其在文教科卫项目上的支出一再压缩，国家规定的最低支出标准长期沦为一纸空文。结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和过度市场化带来的不公平。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基本不成功。同样的质疑也在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不绝于耳。总之，一边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日新月异，一边是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问题的困境与争议。这就是中国式分权面对的事实。
公共物品虽然是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源由，但对于任期内的经济增长绩效却少有助益。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无力完成。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央政府将过多的公共责任交付给地方的同时，也下放了可观的财权。目前国家四分之三预算内支出由地方政府做出，同时还有规模庞大的预算外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未能有效地解决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供给公共物品的动力。随着社会问题的尖锐化，中国式分权成本收益的天平正在发生动态调整。因而，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能否再持续三十年或二十年甚至十年，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号。
经济学的逻辑一贯强调：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但企业化了的政府还有兴趣关心“非营利”的公共事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