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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深入转轨的特殊时期，不少民营企业家视“低调”为处世法宝。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曾言，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对碧桂园上市事宜的解读，同样遵循这一法则。
一来，行政力量是碧桂园上市不可轻视的推力。在顺德等地，招商引资仍为各级政府部门所极力推崇，笔者看到的一份去年出台的“顺德区招商引资奖励试用办法”，明确写明了各层次的奖励标准及奖金返还标准。而去年9月，碧桂园已上报广州地税局，实施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转制。
二来，碧桂园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风光。八年前碧桂园进入广州时，七十多幢楼同时开建，气势磅礴，然而曾乐此不疲的物美价廉招牌，正成为碧桂园的软肋之一，2002年5月，时任碧桂园凤凰城市场总监的龙尔纲对记者说了句话：“多卖没多赚”。原来碧桂园的“低地价”牌已出得差不多了。碧桂园强力扩张的欲望路人皆知，然而尽管杨国强信誓旦旦称在广东外的其它项目拿地较早、成本较低，“土地成本不到楼房售价的10%”，但远不足以满足其胃口，并且在广州搞一体化的经营模式绝不可能复制过去，加上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态势今非昔比，碧桂园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流做支撑，上市已成必然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讲，碧桂园承销商瑞士银行们越是用研究报告呈现碧桂园的高成长性，香港富豪如李兆基、郑裕彤、郭鹤年们越是“热烈”参与认购，碧桂园的短足就暴露得越明显。特别是在房地产这个不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上，行政助推下的资本运作无疑是有所欠妥的。
这种时候，杨国强以“低调”明哲保身自然是上策。可从前也是低调型浙商代表的宗庆后怎么近来突然频频献“声”呢？比如率先“空袭”达能，称早先已给娃哈哈设好了“套”。这会不会是宗庆后欲擒故纵的“阳谋”，或者说宗庆后在给达能设“套”呢？
现在达能在其它国家的“蟹脚”正在收拢，核心业务放在了中国。1996年与娃哈哈的合作之后，又展开了一系列资本运作，全资拥有益力公司，增持光明乳业股份至20.01％，获得乐百氏92％股份，牵手蒙牛，入股汇源等等。但达能的优势仍然在于资本并购，而不在于实际运营，并购乐百氏就是最为鲜活的例子。达能与娃哈哈合作，但达能从未能染指娃哈哈的实际运营，而宗庆后彪悍、果敢、多虑的个人性格，也使得娃哈哈在市场拓展和利润增长等方面独树一帜。
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达能今天的在华策略重点，已由单纯并购为主，向实际运营层面转移。达能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弗兰克·李布已经对媒体明说了，“股份多而业务不成功，不会是好事，股份少而业务成功，则将来可能还有机会。”在这种情形下，娃哈哈与达能的对垒显然劫数不小，特别是，娃哈哈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本栏上篇曾有详细剖析），杭州市政府仍然持有不少股份，更为娃哈哈的命运蒙上了阴影。
所以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向来以“少说多做”为座右铭的宗庆后，近一两年来频频主动出击，并动辄拿“民族感情”为招牌，这一次也不例外。令人费解的是，与佛山市政府一样，杭州市政府不久前确定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的整体思路为“鼓励企业多渠道上市，建立区域性产权交易体系，构筑多层次资本市场”，娃哈哈不上市的原因真如宗庆后所言“钱放在银行更放心”那样简单吗，显然不是，而是杭州市国资委、娃哈哈、达能等利益纠葛未果使然。
杨国强与宗庆后都在盘打自己的小九九。“地道”的民企碧桂园春风得意怕折枝，“多元”的娃哈哈欲擒故纵为避难。杨国强比娃哈哈要幸运得多。宗庆后或能以保卫民族品牌为名唤得各方判定达能“垄断性并购”，但自己可能逃不出当初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的宿命。
6年前，三水市政府意欲将健力宝100%的股份卖给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而由于“媒体的提前参与”（当时三水政府一官员语），“中国第一民族品牌旗帜被砍”等舆论和强烈民族抗议使得交易流产。三水政府苦思冥想新买主，最后选中了娃哈哈，宗庆后当时虽有所心动，但被李经纬苦心劝止。可惜，李经纬到末了还是只留下一声叹息。更为“凑巧”的是，现在宗庆后对峙达能，一打出“感情牌”，首先招来的恰恰是现在的健力宝掌门人叶红汉，后者表示强力支援。
不过明白人都清楚，无论是杨国强，李经纬，还是宗庆后，虽金戈铁马，但许多时候自己的命运并不完全能由自己掌控得了的。就像那琴音的悦耳与否，是由听者而不是弹者说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