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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的租界范围不断扩大。1899年英美租界将它们的西界延伸到了静安寺，东界扩张到军工路黄浦江边，英美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面积达到32110亩。法国人则向西南跑马圈地，法租界面积扩张了20倍。
就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一方面充斥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商业利益争夺，另一方面上海的工商业以及金融贸易业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成长为远东金融贸易中心。上海虽然变成全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但城区各个部分的发展却极不平衡，比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都在殖民者治下，但两地的商业繁荣乃至社会治安却存在很大区别。法租界内虽然有霞飞路（即今天淮海路）商业闹市，但英租界内却有大马路（即南京路），它足以使上海其它任何一条街衢黯然失色。在当时的上海，黄浦江西岸最先被划为英租界的一带无可争议地成为商贸与金融中心。这里有“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汇丰、花旗等各大商业银行云集的外滩，这里还造就了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
不仅如此，证券和期货交易在英租界内也慢慢出现。当时的一家股票交易所就设在英租界内的大新街四马路转角处（即现在的湖北路福州路口）惠芳茶楼，当时还被人们称为“茶会”。1914年，股票交易有了专门固定的场所，那就是最初拥有13家会员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由于股票的暴利，沪上纷纷开设股票交易所，鼎盛时竟达140家之多，形成了十分热闹的股票买卖场面，“冒险家的乐园”之名因之大盛。这些交易所大多都集中在英租界。
今天上海的商业格局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历史的因子。当我们偶尔驻足上海地图前，有时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冒出这样的疑问：至今被人称为“中华商业第一街”的南京路、有着“中华金融第一街”的中山东一路，这些金融、商业中心为何都聚集在英租界内？
当然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来解释。比如英租界有更好的地理位置，开发时间早于法租界等等。但笔者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不同法律制度。公共租界下的英美两国同属于普通法系，它们比法国法系拥有更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而且，由于英美实行判例法，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法律的公正和创新的活力，比成文法系更具有灵活务实的特点，尤其在对待中国这样一个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东方国家时。在不同的法律体系的管理下，两个租界的社会治安状况也有着很大区别，公共租界明显好于法租界 ———如今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上海人至今可能记得，如果在法租界办事只要穿短衫就可以话，那么到英租界就非得改穿长衫才行。
普通法系与法国法系由于法律渊源的不同造就商业繁荣的差异，学术上已经有了更为严密的论证，那就是LLSV（即La Porta, 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四位教授的合称）关于“法与金融学”的开创性研究。这四位教授根据一国商法的历史起源将资本主义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和成文法系两类。普通法系主要是英美国家，而成文法系又分为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斯堪的纳维亚法系。通过横向比较发现，在那些法律体制强调私人产权、并保护投资者合法权利的国家，其金融市场也往往比较发达。他们在1997、1998年实证研究表明，普通法国家由于给中小股东最好的保护，因而其金融市场相对发达，大陆法国家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较弱，其中又以法国法系的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最弱，因而其金融市场容量最小。
由此看来，公共租界比法租界形成更发达的商业金融体系，有着深刻的法律制度上的原因。从旧上海的历史踪影中，我们无意间为LLSV的“法与金融学”找到了一个有力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