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经济学者，却因执笔一份政改报告无意间社会知名度大增；他的学生，除了少数年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更多的是地厅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他的调研报告，因直言不讳不仅在社会引起共鸣，更多次得到中央领导批示。

　　他便是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一位在夫人眼中“颇有良知的学者”。

　　破格直升的博士生

　　祖籍河南南阳的周天勇出生于青海省民和县，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五岁我就和父母去了山区，在大山里住了八、九年。小时候在回族山村里念书，初中在十五里外的镇上，每天要翻过两座大山才能到学校。”儿时的艰辛，周天勇似乎不以为苦：“在大山里的几年，现在想起来，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我与少数民族的孩子一起玩耍，和回藏族同学一起学习，一生都对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怀有感情。”

　　1973年，周天勇一家回到民和县城，但他高中仅念了两年便下乡插队，在农村当了一年多农民，后在公社里任干事、会计。1980年，周天勇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北财经大学，主修基本建设经济。

　　“当时国内财经院校的专业科目设置非常广，财政、税务、会计、商业无一不包，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大学四年的苦读为周天勇以后的研究乃至党校执教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周天勇走上经济学治学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1984年周天勇报考硕士研究生意外落榜。此后五年的留校执教生涯，让学校和他后来的博士导师汪祥春见识到这个年青人的毅力和才华，于是，1989年周天勇以本科生的身份被汪教授破格提为博士生，主攻劳动与经济增长。对于已八十余岁的恩师，周天勇一直心怀感激：“几个月前我还回东财去看望过他，老人还挺精神，身体不错!”言语中透出亲昵与怀念。

　　党校执教十三年

　　1994年，周天勇来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经济部任教。“原来是黑板经济学，到了党校可就大不一样了。”由于中央党校的教学对象是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下至地区、县委领导，上至省部级高官甚至中央决策层，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周天勇的备课更加严谨与全面。“这些学员都是带着很多实际问题而来，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我们一要特别熟悉情况，可能比这些领导干部还要熟；二要有充分的数据与案例，才能对他们有所启发；三是自己必须要有足够深入的研究，要有自己的新想法、新思路。”

　　当然，与学员的交流是双向的。在与中共各部门高级干部就当前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交流意见的过程中，周天勇也自称获益匪浅。“这几年各级干部理论素养有明显的提高，对许多问题看法都很深入。我早些年的几本专著，就是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形成的。”

　　执笔政改报告 力挺“渐变”

　　去年夏天，一份中央党校的政治改革研究报告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这份报告从经济视角阐述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一党执政体制下的国家法律至上、党管军队、党管干部、党管新闻；政治上适度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县级直选；党不具体干涉司法等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敏感问题。一时之间，舆论反响强烈。作为报告的执笔人之一，周天勇不仅得到了众多支持，也遭到了不少谩骂，甚至被某些人斥为“替党主立宪摇旗呐喊”。

　　“我是一个务实的人。中国现在确实有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而且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必然要求政治上有所变革。但我们应该避免像前苏联那样政治上的动荡，那会对我们的民族、国家造成极大的伤害。”周天勇并不讳言自己是“渐近式政改”的一贯支持者。“所谓渐进并不是要维护旧体制。中国政改的目标是坚定的，但不一定非要采取动荡的、破坏式的方法。我主张采取不引起动荡的、良性的政改，这对国家、民族、社会、个人都有益。”

　　周天勇坚持认为，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党不需要改革。相反，我一直认为必须在党内民主、党的执政方式、党的机构精简等方面有所改革。但在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里，在当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只有共产党才能稳定国家，而政治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在周天勇看来，除了通过立法加强人大监督力度、农村基层直选、将政府职能由行政管制转变为公务服务、确定党员干部任期制度等显性政改措施外，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举措同样暗示着本届中国政府正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政改”：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城市社区自治中的业主委员会正蓬勃兴起，普通民众监督、维权意识日增；扶持行业协会、民间商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企业、民众之间搭建桥梁；健全相关法律，新修订的《公司法》将传统意义上的党管干部与企业领导干部市场选择相结合；政府预算改革，加大透明度、接受人大监督，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

　　尚不为人知的是，周天勇等人现正在着手起草另一份政改报告，“和上一报告不一样，这次要更深入一些。”据透露，这份新的政改报告主要研究的是党的体制改革和政府体制改革，以及人大国家权力机构、两院司法体制的改革，同时包括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主要探讨在国家权力机构、政府、司法之间能够形成现代制衡关系，使政府、社会组织、自然人和企业法人之间形成良性制衡结构。”

　　“真正从学术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要过于在意社会评价”

　　或许因为血液中奔流着西北汉子的耿直豪爽之气，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周天勇的文章素以大胆敢言著称。早在1995刚到党校不久时，周天勇的一篇关于国有企业与银行债务重组的内参报告就得到了两位分管副总理的批示。此后数年间，关于水电开发、公平与效率、政府乱收费、官民供养比、创业和就业、民生问题等一系列研究报告不仅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某些数据和言论被媒体批露引用后曾产生强烈冲击波。一万亿的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一比十八的官民供养比，这些闻之动容的数字总是让人不禁为他捏着一把冷汗，而他却很坦然：“经济学家要成为国家和老百姓的智库；只要是出于真正的学术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不要过于在意社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