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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增长性贫困：中国面临着艰巨任务
主持人：很高兴上月底在北京与你长谈。你提到你的最新研究课题叫“增长性贫困”，这和我们曾经点评过的“国富民弱”还是“国强民富”的发展路径选择有许多交集。中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超1500美元，增长速度也举世瞩目，然而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等日益突出。从你的研究看，中国有没有你所说的“增长性贫困”问题呢？
郑秉文：在回答这个提问之前，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增长性贫困”。所谓“增长性贫困”，详细说来涉及相关理论和许多评价指标，比较复杂。这里简而言之，是指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没有为该地区的脱贫减困做出贡献，贫困现象日益恶化。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在减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约有4亿多人口脱离了每天1美元的极度贫困线，提前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001年底的2927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减少了56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从6102万减到4067万，减少了2035万。
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按照现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83元的贫困标准，目前全国农村仍有2365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年收入683－944元的低收入群体4067万人，两者合计6432万人；按照每天1美元的消费标准，2001年我国极度贫困人口是2.12亿，贫困率是16.6％，2004年又降至10％，三年之内减少了1/3，但总量仍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的3.59亿。
另外，在老年减困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资料表明，我国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和80％左右的农村老年人基本上没有存款，享有社保待遇的比例很低，有57％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25％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15.6％靠退休金。
拉美经济一个特有现象：“增长性贫困”
主持人：看来，我们有必要请你说说拉美的“增长性贫困”问题了。这是一种怎样的经济现象？
郑秉文：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拉美地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增长性贫困”。拉美增长性贫困可用两组主要数据予以描述如下：
第一，虽然25年来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呈正值，但并没有为减困做出贡献。拉美地区80年代人均GDP增速为1％，90年代为1.9％，2001-2006年大约平均2.6%左右。经济虽然呈增长态势（尽管表现很差），贫困率却居高不下，不断攀升：1980年贫困率为40.5%，此后一直没有降到这个水平以下，例如1990年48.3％，1997年43.5%，1999年43.8％，2002年44.0%，2004年42.0%。
第二，在低速增长的同时，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却始终呈直线上升趋势。1980年贫困人口总量仅为1.36亿，在此以后，贫困人口数量始终都没低于1980年的水平，一直在2亿以上的高位节节蹿升：1990年2.00亿，1997年2.04亿，1999年2.11亿，2002年2.21亿；2006年拉美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整整比1980年多出近7000万。
这是一种令人惊愕的经济图景。
增长性贫困导致“城市病”：一个城市，两个世界
主持人：那么，这种可怕的“增长性贫困”导致了怎样的恶果呢？
郑秉文：拉美增长性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贫困人口总量上升导致其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分布极不均匀甚至畸形化，即贫困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贫困人口数量直线上升，比例悬殊，非常惊人；换言之，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占比的变化都不大：1980年农村贫困人口是7300万，而2002年则仅为7480万；但是，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却骤然从1980年的6290万人激增到2002年的1.47亿，翻了一番多，即25年来几乎所有贫困人口的增量全部转移到了城市。
“增长性贫困”的第二个特征是城市绝对贫困化。拉美现代化进程与城市贫困化同步进行，随着农民转化为市民，农村贫困不断转化为城市贫困化，城市“极度贫困化”表现显得异常突出，非常尖锐，形成一边是财富增长与一边是绝对贫困恶化的极大反差：1980年拉美极度贫困人口（一天生活费低于一美元，下同）为6200万，到2002年则蹿升至9740万。同期里，农村极度贫困人口仅从3990万增加到4580万，但城市却整整翻了一番多，从1980年的2250万激增到2002年的5160万，极度贫困人口的增量几乎完全涌向了城市；1980年城市极度贫困人口为10.6％，而2002年则是13.5％。拉美城市绝对贫困化的特有城市病现象是造成城市不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因。
拉美增长性贫困的第三个特征是收入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在世界上7组国家的基尼系数中，拉美地区为最高，是57.12，最低的地区是中东欧地区32.27，其区间由高往低分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45.41，东亚与亚太地区43.14，中东北非地区37.82，OECD国家34.00，南亚32.56。
第四个特征是，拉美城市人口迅速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公成为世界之最，导致一个城市，两个世界，贫富悬殊天壤之别，由此导致出现了暴力频繁和犯罪不断的特有“城市病”，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例如，巴西发行量最大的《圣保罗报》2007年3月25日公布了2006年12月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31％的受访者把人身安全问题放在了首位，成为巴西人的最大心病，失业位居第二位。
中国怎么做才能够避免“增长性贫困”
主持人：拉美的教训十分明显。那么，在减困方面，中国又面临哪些挑战呢？
郑秉文：在减困方面，中国有两个特征：一是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无疑成为减困的重要推动力和客观条件，这是目前面临比较严重的“增长性贫困”问题拉美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中国的贫困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而较少像拉美那样主要表现在城市两极分化方面。换言之，我们基本还没有出现拉美化的城市病现象。
尽管如此，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事实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在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已高达0.45，尤其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已被社会广为诟病，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因素。
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拉美国家出现“增长性贫困”正是发生在3000美元前后这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为当前我国防止出现增长性贫困敲响了警钟。
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增长与公平等之间，是互为条件的，不可替代的，不可偏废的；因此，要深刻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极大地关注对就业政策、分配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制定和选择，尤其是不断关注和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要防止增长性贫困，我们还须注意到，“国富民弱”与“民富国强”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现代化道路；它不仅涉及到一国之增长结构与可持续发展，还关乎到一国之社保模式的选择；不仅是个发展和增长结构问题，也是一个理念问题。选择一个符合我国特色的增长结构与发展道路及其社保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有效防止增长性贫困的一个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