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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裾（裾，即衣服的前后襟）为代表的深衣，是自远古至明亡，中国人的主流服装。期间虽不断变化，但其交领右衽的基本结构不变。清顺治元年，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令“投诚官吏军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越二年，因“见京城内外军民衣冠遵满式者甚少，仍着旧时巾帽者甚多”，礼部令易衣冠。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未能坚持其父延平文王郑经“不辫发、易衣冠”的统一条件，剃发归降。中国百姓从此无人再穿深衣。汉服，则是非汉人对汉族服装的统称，深衣只是汉服的一种。
对此倡议，有文化名人高调反对：“如果中国人都要穿‘汉服’，那就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之中”，引来不少反对者。反方观点的人认为：中国人大多说汉语、写汉字，但未被扣上民族主义帽子，推及服饰，道理也一样。
较温和的学者称穿汉服为复古，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如前所述，汉服退出国人日常生活，有特殊的历史原因。由汉服派生出来的朝服、韩服、和服，并未退出朝鲜、韩国、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未见有人指责这些国家的人民好古。越南保大二十年（1945年），末帝阮福晪退位。此后，越南人已较少穿由中国长衫派生出来的奥黛。2006年，越南主席阮明哲与中国主席胡锦涛等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起，都穿上奥黛。前几天，在韩国总统卢武铉欢迎温家宝总理的仪仗队中，一些人的衣着与李氏王朝宫廷卫队相同。但舆论并未指责现时越南、韩国的上述着装有复古倾向。
指穿汉服为演戏的论调，遭多数评论者声讨。穿衣服是否像演戏，关键在于社会认知程度。国人最早穿西装，是在晚清。但人们并不认为穿西装者在演文明戏。十年动乱结束后，男性服装由中山装的一统天下，逐步走向多元化。现在，发达城市鲜有穿中山装者。但在经济不发达的一些县城，中山装依旧是常见服装之一。那么，穿中山装算不算演戏呢？
不过，推广深衣，确有难度。汉服须与身份相匹配。士大夫、乡绅、儒生等在公共场所，必穿峨冠博带、长襟宽袖的深衣。而劳动者外出，往往像居家一样，仅穿窄袖短襦。因此，卖早餐的女服务员，应着襦裙。相应地，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所穿深衣当飘逸如风。但这显然不够方便。“有表，则谓之中衣”（《礼记》郑玄注）。因此，穿在深衣里面的是中衣。深衣的作用，有些接近大衣、风衣。据说，所谓的更衣，是因为不脱深衣，就难以解手。这就增加了在商务楼中推广深衣的难度。而深衣恰恰又是汉服中最有代表性的服装。清亡后，汉人未恢复汉服，既与西学东渐有关，也与深衣自身的局限性有关。
已经开张的汉服网上店铺，已达上百家，恐怕都是些小本经营。服装制造业翘楚雅戈尔、杉杉、红豆、七匹狼、美尔雅等上市公司，不但未染指汉服生产，而且都不表态。估计，这也与汉服的推广难度有关。不过，中国代表团正装提供商———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忠伟近日表示，中国代表团一定会穿出一套以中国元素为主体的服装，“希望……能为中国最终确立国服做一个铺垫”。全国第一家让顾客身穿汉服就餐的汉风食邑，日前已在北京市丰台区丽泽桥骆驼湾45号开张。汉服会否给服装制造业带来商机，其他行业能否沾光，人们拭目以待。
官方对汉服的态度并不明朗。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中国概况·中国简况·中国56个民族简介》中，汉族女子所穿为交领右衽的汉服，而不是旗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但既然是一个最大的困惑，就需要迟早解开。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包容深衣和汉服，在文化多元化大背景下，深衣、唐装可以与西装、中山装、长衫和马褂等并列为正装。“两会”期间，少数民族代表或委员，都穿本民族的服装。参会者中，甚至有和尚披袈裟、道士穿道袍、神甫披法衣、将官着军装……惟独汉人未穿自己的服装。这确实是汉族服装文化的缺失。因此，笔者赞成在奥运会开幕仪式上，中国运动员和礼仪小姐能穿深衣、着汉服。至于深衣和汉服是否成为常服之一，则由老百姓自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