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上海同样走到了贫富悬殊的十字路口，同样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和理想之城的问题。据报载，2006年有人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仅婚场布置就耗费50万元。而城乡结合部的上海宝山区，外来民工王先生一家正绻缩在不到8平米的板屋内，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
基于互爱与捐助在转型期的中国有多么重要这样的共识，上海市民以各种方式投入公益和慈善活动。一年一度 “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由上万名学生头戴红帽在申城街头募捐，成为这一共识的精彩诠释。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作《让全球化正常运转》中提出了“世界并不是平的”这一和托马斯·弗里德曼意见相悖的观点，论据就是目前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远不能过上像样的生活。对此，斯蒂格利茨的回应是，应当把救助世界上贫穷和落后地区的民众视为政治家、基金会和社会学家们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他严肃地讲述着政府和企业究竟可以为穷苦大众做些什么，以便把无情掠夺自然资源的生态危机和分配不平等降到最低。
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竞争状态下，财富的流向也不尽平等，同样需要关注那些贫穷和不幸的人。而慈善捐赠则是对不平等分配的一次矫正。这种出于良心或同情的自愿再分配，是建立在“慈善让生活更美好”的共同愿景之上。
人类学研究员丹顿博士曾有一个分析说：“现存的所有生物科学证据，都支持一个核心论点，就是宇宙整体是专为人类和生命设计的，这是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在这个整体里面，所有实体都因着这重要事实而拥有本身的意义和解释。”这个重要事实同时也揭示了所有实体存在的共生性和目的性，以及休戚与共的相关性。
因此，慈善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不是一时一物的付出，而是同体大悲的息息相通，是情如手足的爱心传递，也是推己及人的随时分享。
这种分享意识，正逐渐融入上海市民的生活实践中。
1997年上海志愿者协会成立。这个全市最大的慈善公益团体和资源整合的中心，迄今已建构区、县、街道和基层单位的三级管理和四级网络机制（即协会、分会、总队、服务队），注册志愿者200多万人，还有从属“热爱家园”、“怡绿”等草根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数十万志愿者群体，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各个角落，传递着人类互爱的信息。
上海宗教界也先后成立了玉佛寺“真禅法师基金”、道教“陈莲笙慈善基金”、基督教“儿童健康基金”等慈善基金，在西藏、云南、甘肃、青海、四川、贵州等地援建希望小学；在新疆、吉林等地援建卫生院所。天主教上海教区与徐汇光启护理院合作，已施行小儿脑瘫康复治疗4万余人次、成人康复治疗3万余人次。
作为中国内地最早成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自1994年成立至2006年底，共募集善款16亿元。其中有10亿多元已用于“敬老、扶幼、助学、济困”等社会救助，使90余万困难市民直接受益。而通过直接捐赠等其他渠道，未列入统计的捐助善款更是不计其数，也难尽其详。
一位身有残疾的受助中学生范辰翔说：“我最大的愿望，最幸福的感觉就是也能去帮助他人”。通过施助———受助的循环反哺，让更多市民意识到助人即助己，“爱人如己”将使我们的城市更为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