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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现代商人当然是买办，因得风气之先，他们赚取了大笔财富。直到19世纪60年代，甚至直到戊戌变法之前，他们沟通中外，出售丝茶，引进技术，一直占据着商场上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们的财富除了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以外，并没有什么太重大的意义。就连他们个人也只是处在帝国文明的边缘，只有捐个功名才能得到士绅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
类似情形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固然我们有悠久的抑商传统，但同样也有悠久的经商传统。据说殷商的后裔在亡国以后，就靠此谋生，商人正是因此而得名。陶朱公范蠡的经商才能与他的治国手段一样杰出，还被太史公写进了《史记》。但是，他们的存在、壮大只是偶然事件，对于追求天下太平的帝国和修齐治平的士绅，没有任何吸引力。相反，商人们却必须到士绅构筑的政治和哲学世界中去寻找地位和意义。所以，虽然买办们把很多西方人经营和管理生意的技术运用到了自己的生意中，甚至连当时在中国经商的西方人乃至犹太人都对中国人的经商才能大为恐慌，但是对于帝国而言，这都没有什么值得惊讶，更遑论尊重了。而且后来人们重视经济，也与买办的财富和他们的所谓先进经验无关。
洋务运动起来后，经济被当作治国之术中的特殊手段而受到重视，这是由于国人接受了天下万国竞争的现实，富强由此逐渐成为了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家目标。1900年之后，商战成为中国基本的国家战略，资本开始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
如果说买办兴起的根源是人们自发的、天然的对财富的渴望，那么1900年之后，士绅投身于商战则源自他们挽救帝国的冲动。所以在中国，人对财富的欲望始终没有被正当化，获得正当性的是士绅们以救国为目标的经济行为。因此，基于个人权利的经营自由、财产权利，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始终是可疑的，要受限制。无论法律怎样规定，朝代如何变更。
资本的这两个源头，决定了中国资本力量的两种属性。以买办为代表的商业精神，是个人的，因此很容易就接受了用理性的头脑来规划生意；它是草根的，富于创造性，敢于冒险尝试；它是牟利的，往往没有什么目标和原则。在官府面前、在压制面前，它本能地认为每次麻烦都是特例，都是需要用特殊的、个别的办法去摆平。它自甘卑微，希望人们不要注意它，它也从不想去干涉别人。最后，它是坚韧的，无论环境多艰苦，它总是能找到缝隙。士绅进入商业以后，常常也把他们的绅士派头引入，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在乎钱财，至少可以说在他们的内心，总觉得埋头于琐细事务和庸俗钱财之中是一种牺牲，因此，经营生意时，他们是马虎粗疏的。他们认为官员没有见识，不干实事，在官府面前，他们常有傲气和自尊，有时甚至不惜为此付出代价。他们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有改造、教育别人的冲动。他们常常会被自己的责任感所摆布，干出一些大事，有时也会干出一些傻事。他们也常常会被自己感动，并要求别人也感动。
虽然士绅消亡了，但他们所代表的商业精神却不断地复活。因此，在中国这两种商业精神始终共存，他们时而敌对，时而合作，但似乎很难合二为一。士绅的傲气被逐渐烫平，商人们的政治自由也因此而受到打击，他们对于民众的号召力完全丧失。是故，他们虽拥有巨量财富，但失去了运用财富的手段，并且总是觉得自己很委屈。草根的创造性也常常遭到挫折而变得更加粗鄙。他们不得不依靠一些更加野蛮丑陋的方式来积攒和保存财富，理性精神也因此总是要打很大折扣。
到了今天，似乎已没有任何力量敢于阻挡资本的战车。但它却常常惴惴不安，稍微一点反抗都会让它胆战心惊。有时它觉得自己改变了一切，有时又觉得自己弱小得如同婴儿。或许今天资本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财富，而不是如何扩大财富；是如何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而不是在经济上强大起来；是如何给自己寻求一个恰当的名分，而不是不断地辩白诉苦；是如何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来，而不是躲避在自己的土围子里。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不再容忍任何人高自己一等，人们不会把这样的特权自觉自愿地奉送给任何人。